有許多日本人，以他在家里的排行作為自己的名字，如××太郎、××次郎、××三郎等。一看到他的名字，就知道他在家里排行老幾。中國人的名字則不同，雖然有時作為"小名"，有"王二"、"李三"之類的叫法，但在社會上通用的"大名"，卻不能這樣，中國人的名字往往寄托著起名人的理想和希冀，同時也看不出在家里排行老幾。

中日名字中的這個細微的差別，我想也和中日深層的文化差異有關。日本人的名字之所以保留著排行、序列的痕跡，是因為在傳統(tǒng)的文化中，家庭中的排行、序列具有重要的意義。從鐮倉時代末期到南北朝時代，日本傳統(tǒng)的"家"的繼承制開始向長子繼承制移行，發(fā)展到明治時代，則在法律上嚴格地規(guī)定了長子繼承制。在許多方言中，稱呼"長子"的詞匯都與"繼承"有關，如過去神奈川縣把長子叫作"一跡"，實際上就是"后跡有人"的意思。這樣，在傳統(tǒng)的日本家庭，一個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身份和能否繼承財產是有生俱來的，日本人不喜歡過細地分割財產，認為這是不利于維持家這一機構的。而中國的"家"在財產分割上，從古至今，都不是長子繼承。與日本相反，中國人與生俱來就有分得財產的權利。如果家庭中有10個兄弟，財產就要分割為10份，各人在家庭中的序列并不重要。中國雖然也有幾代同堂、"同居共財"的大家庭，但實際上十分罕見，兄弟遲早是要分家的。從戰(zhàn)國以來，孟子所說的不具主從關系的"八口之家"，也就是說以夫妻子女關系為核心的小家庭,一直是中國占絕大多數的家庭形式。而在日本，即使財產有充分的剩余可以分割，也不是分成完全平等的形態(tài)，而是分成"本家"和"分家"，無論在財產上還是在權利上都是一種主從關系，也可以說是一種序列關系。

在皇位的繼承上，日本的長子繼承制也比中國完備得多。中國的長子繼承制，在古代就很不完備，特別是從清代雍正帝開始，皇帝立儲是秘密進行的，皇帝要立哪個兒子為太子，就寫好這個兒子的名字，封入镢匣內，然后懸置于乾清宮"正大光明"的匾額之后，在皇帝生命垂危或者死后才能拿出，公布究竟是哪個兒子當皇帝。而日本皇權的長子繼承制卻是愈到近代愈完善，特別是到了明治時代，皇權的長子繼承制在法律上被嚴格地規(guī)定了下來。

這種深層文化的不同潛移默化地滲透在人們的心理中，也自然而然地表現在了姓名上。由于在日本的家庭中與生俱來序列的不同具有全然不同文化意義，因此也在名字中被強調了出來；而在中國的家庭中，序列的不同幾乎沒有不同的文化意義，因此也不會在各個方面受到重視。

日本人叫太郎的都是長子，而中國人無論在大名還是小名上都沒有這種叫法，我想這也是由中日對"太子"這個詞的理解的不同而來的。中國的"太子"，不是指皇帝的長子，而是立為皇儲的人；而日本的"太子"，實際上就是天皇的長子，因此庶民的長子叫"太郎"也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