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華盛頓，1951~1964年

當歷史的最高法庭對我們每個人進行審判時——判斷我們是否對我們的國家盡了最大的責任的標準，是我們對這四個問題的回答：我們是真的勇士嗎？是真的捍衛(wèi)公正的人嗎？是真的保持忠誠的人嗎？是真的勇于奉獻的人嗎？

第8章

初遇肯尼迪

1952年底，我在臨時委員會的聘用期即將結束，由我負責撰寫的報告的第二部分被安排在1953年1月7日發(fā)表。我不得不再一次面臨就業(yè)問題。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于1952年11月當選為美國總統(tǒng)，隨后下令立即停止行政部門的招聘活動。我重返行政部門（聯(lián)邦社會保險局，或者在華盛頓就職過的任何機構）的愿望落空了，于是我將目光轉向了國會。

聯(lián)合委員會的人事主管鮑勃·華萊士（羅伯特·華萊士）向我保證，他和主席道格拉斯會幫我聯(lián)系其他的參議院機構，還有那些新上任的參議員，也許他們的辦公室正缺人。羅伯特幫我寫了推薦信給參議院的同僚們，其中包括兩名共和黨人——來自俄勒岡州的自由主義獨立分子韋恩·穆爾斯，以及來自新澤西州的中立派H.亞里山大·史密斯。同時，他又將推薦信一式三份復制下來，發(fā)給曾經(jīng)在參議院與道格拉斯共事過的另外三位新上任的民主黨參議員，他們是：蒙大拿州的麥克·曼斯菲爾德、華盛頓的亨利·杰克遜，還有馬薩諸塞州的約翰·F.肯尼迪。

鮑勃在推薦信中，對我進行褒揚：

善于運用簡單明了的語言，表述各種法律問題……容易相處，自信且謙虛，秉持中庸之道……一位正直的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盛氣凌人……是我最看好的人選之一。

他還特別提到，我曾為前參議員拉·福利特創(chuàng)辦的雜志《進步派》撰寫過文章，還有1952年，我曾與他一起為民主國家委員會撰寫演講稿，但我卻不記得這件事了。鮑勃相信，對于24歲的我來說，年紀正是我無法被委以重任的最大原因，于是他建議將我的簡歷和推薦信上的年齡改成“25歲”。他說：“反正你已經(jīng)過了24歲的生日，寫成25歲也無所謂，這樣你還會得到更多機會?！比欢@個小小的夸大最終還是沒有發(fā)揮作用。

同時，我也在尋找其他機會。我向之前申請過職位的機構又寄出了求職信，終于他們邀請我與新成立的公民自由組織領導人會面，該組織旨在對抗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及其同僚的陰謀。在那封求職信中，我向他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重點在于確定他們的觀點是否和我相同。然而此時我還面臨著一個更現(xiàn)實的問題：我和卡米拉在華盛頓簽了兩年的房屋租約，不可能輕易地因為工作而搬到新澤西州。

1952年末，我去一家研究國家養(yǎng)老金體制的機構面試。該負責人表示我在鐵路職工退休制度聯(lián)合委員會及聯(lián)邦社會保險局的工作經(jīng)歷對我申請的職位很有利。本來進行得很順利，直到他問我在加入聯(lián)邦社會保險局之前有何作為。

“我的專業(yè)是法律?！蔽艺f。

“那你什么時候畢業(yè)的？”他又問。

“1951年6月?！蔽一卮鹫f。

“1951年6月？1951年6月！”他幾乎跳了起來。結果，我丟掉了那份工作。

由于我的選擇越來越少，我只能將希望寄托在鮑勃·華萊士身上。當我得知鮑勃與參議員韋恩·穆爾斯的行政助理聯(lián)系時，我興奮不已。我非常尊敬穆爾斯，他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共和黨人。但穆爾斯說他打算讓一位來自俄勒岡的律師分擔他的工作。我忘了麥克·曼斯菲爾德給了我什么回復，總之他不能給我提供工作機會，但不久后兩位新上任的參議員，亨利·杰克遜和約翰·F.肯尼迪表示對我有興趣。

杰克遜和肯尼迪是參議院成員，都與鮑勃·華萊士共事過，而且都很崇拜參議員道格拉斯，因此鮑勃的推薦信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多年來，我對道格拉斯一直心懷尊敬和欽佩，如果有人問起我是怎么認識肯尼迪的，我就會想起引薦我的人——道格拉斯。事實上，我在臨時聯(lián)合委員會的工作期間，道格拉斯正在四處演講，參加競選活動，所以我們只有幾次簡短的見面。而后，我與肯尼迪共事，道格拉斯還問華萊士是否真的推薦過我，華萊士回答他確有此事。事實上，為我寫推薦信給參議員肯尼迪的正是道格拉斯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