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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與自由主義教育(2)

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增補本) 作者:智效民


由此可見,僅僅掌握大量的知識,非但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且還會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二、為什么教授會成為“學問之大敵”?

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是一個分工越來越細、專門知識越來越深奧的社會。正因為如此,大家都對專家教授充滿敬意。于是,所謂“遇事找專家”、“沒有專門知識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就成了一種時尚。

但是,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說:做學問的目的,本來是讓人們越來越多了解它,從而產(chǎn)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但是如今的教授卻恰恰相反。由于他們總是把學問變得越來越專門,越來越狹窄,越來越復雜,因此使懂得它的人越來越少,批評它的人更是罕見。此外,學術(shù)界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相互對立的狀況也很普遍,因此西方學術(shù)界的有識之士早就指出,所謂專家教授,其實是學問之大敵!

潘光旦認為,如果說西方教授已經(jīng)是學問之大敵的話,那么中國的教授恐怕連這個資格也沒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 西方教授還能制造許多術(shù)語來唬人,但是中國大多數(shù)教授連本專業(yè)的術(shù)語也記不清楚。

第二, 西方教授還有本領加入某一派系,中國教授“除了介紹西方幾本教科書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

第三, 西方教授不“經(jīng)過十年或數(shù)十年的磨難和謹嚴的學者生活”,是不會得到的這個頭銜的。但由于中國的大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因此中國的教授就多如牛毛,而所謂教授,也“完全成了一種糊口的職業(yè)”。

當時,潘光旦還在上海教書。對于上海這個地方,周作人早年曾經(jīng)有所評論。1927年,他在《語絲》發(fā)表文章說:“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為一種上海氣。流布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文章也是其一?!笨磥?,這種“上海氣”影響到教育界,就會冒出許多“野雞大學”、“野雞教授”。與上海相比,北京一直是一座文化古城,這恐怕是潘光旦與許多江浙知識分子愿意去北京而不愿意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

拿潘光旦的三個標準,衡量一下如今的教授及其管理體制,會發(fā)現(xiàn)很多問題。有些問題不僅沒有好轉(zhuǎn),反而更加嚴重。這是因為,如果說當年的中國還有京派、海派之區(qū)別的話,那么今天的中國在商業(yè)化的沖擊下,已經(jīng)到處是那種“可厭的上海氣”了。

三、教師為什么需要寧靜?

自從上世紀末開始,中國進入了“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發(fā)展經(jīng)濟本來無可非議,但是如果把它當作衡量一切的標準,那就會遺患無窮。  記得在上世紀末,為了支持北京大學“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改革方案,國家財政拿出18億元用來改善校園環(huán)境與教職工待遇。這本來是好事,但是有報道說,北大教師是不是“物有所值”,既是“一些政府部門的主要官員……批評”的話題,也成了相關(guān)領導的心病。這就有點不對味了。難道廣大教師與相關(guān)領導之間,是一種“拿多少銀子,就必須干多少活兒”的關(guān)系嗎?

當時北大的一位著名經(jīng)濟學教授正在擔任校長助理,他擬定了一套嚴格的“末位淘汰”的教師考核制度,從而引起轟動。為此,我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給教師一點寧靜》。文章說:“既要提高大學教師的待遇,又怕他們不稱職,不好好干,是許多政府官員和學校領導的普遍心態(tài)?!虼耍麄儽阒贫ǜ鞣N各樣的規(guī)章制度來約束教師,而不是想方設法為教師排憂解難,提供服務。其實,中國知識分子是最容易‘管理’的一個群體,只要你誠心實意地對待他們,他們就克盡職守,全力以赴。何況,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不僅把做學問視為謀生的手段,還把它當作安身立命之所在,即便是清貧之至,他們也無怨無悔,任勞任怨。這一點,早在抗日戰(zhàn)爭和“三年困難”等非常時期就已經(jīng)得到驗證。對于這樣一個群體,最好的辦法不是用各種各樣的條條框框來制約他們,而是要給予充分的信任。否則,即使馮諼再世,也無法避免‘末位淘汰’的厄運?!?/p>

我注意到,也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與今日今日流行之兼任講師制》一文中就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大學聘請教授,有一個很普通的原則,便是一個‘?!帧7彩窃谀承袑W問上有專長的,便有被聘請當教授的資格。這個原則是不錯的。但是在大學方面,待遇起教授來,也應當有一個簡單的原則,也便是一個‘專’字。凡是能專誠待遇教授的大學,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們的信任和努力?!笨梢?,用“學有專長”的原則聘請教授,以“專誠”的態(tài)度對待教授,是大學管理者必須具備的一種素質(zhì)。

在這篇文章中,潘光旦還談到大學管理的另一個原則,那就是要“使教授們得到精神上的謐靜?!睘槭裁匆菇淌诘玫骄裆系膶庫o呢?因為“教授的任務,一半在教導學生,一半也在他的專門學問上繼續(xù)用功夫,更求造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條件便是生活寧靜?!边@個意見不僅適于年長的教授,也適于年輕的教師。因為做學問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靜下心來,排除雜念,鉆研多年,才能有所收獲。但是官場的通則卻是“官出數(shù)字,數(shù)字出官”。把這八個字用于學界,則是拿代課的時數(shù)、論文的篇數(shù)、得獎的次數(shù)等一系列數(shù)字來考核教師。各級教師整天被各種各樣的表格和考核所困擾,自然不會有精神上的寧靜。人不能被逼得太急,逼急了往往會出事。如今教師隊伍里剽竊造假的丑聞不少,除了當事人本身的原因外,從客觀上看,在很大程度上與那些脫離實際的考核制度有關(guān)。

潘光旦說:對于教授來說,“所謂教導學生,并不專指在課堂上若干小時的知識傳授;小之如教授自己做學問的方法,大之如持躬處世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的教育價值;質(zhì)言之,學校應當使學生和教授的人格有極密切的接觸。要有這種接觸,第一條件也便是要使教授獲得精神上的寧靜,因為不寧靜,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現(xiàn)?!边@說明能不能讓教授過一種寧靜的生活,至少是關(guān)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長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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