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學雖然成立了，但因為與成都高師共處一校，引發(fā)不少糾紛，學生之間也沖突不斷。1926年，參加四川中學校長會議的眾多校長聯(lián)名致函省長公署，要求將高師改為師大，沒有成功。第二年高師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剛剛誕生的南京國民政府批準國立成都師范大學成立。正在這時，全國范圍內(nèi)有一股成立單科大學之風，五大專門學校也趁機合并，成立了公立四川大學。公立四川大學成立后，還與成都大學發(fā)生了爭奪原四川高等學校校址的糾紛，經(jīng)省長公署仲裁，成都大學于1929年遷入原四川高等學校舊址，才解決了這些矛盾。

如此一來，四川高等教育呈三足鼎立之勢。其中成都大學經(jīng)費充足，教師陣容強大，在三所大學中最具實力。相比之下，成都師范大學因為成都大學的分離而元氣大傷，再加上經(jīng)費和師資等問題，到1930年幾乎陷于停頓狀態(tài)。公立四川大學成立后，五大專門學校不僅沒有融為一體，而且人均經(jīng)費僅僅是成都大學的七分之一左右（1930年《全國高等學校統(tǒng)計》，轉(zhuǎn)引自《四川大學史稿》第140頁）。在這種情況下，該校人事變動頻繁、專任教師太少、圖書設備缺?等問題，就很難解決。

1931年5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在訓令中指出：三所大學自“成立以來，數(shù)載于茲，別戶分門，疊床架屋”，應該予以整頓。10月，劉文輝召集會議，宣布由他擔任委員長的四川省政府整理大學委員會成立，并提出合并三所大學的具體安排。經(jīng)過一番討價還價，各方面矛盾得以化解，直到1931年11月9日，三所大學完成交接任務，包括四院11系的國立四川大學才正式成立。

三、任鴻雋的改革措施及其成效

四川大學成立后，校務由省政府整理大學委?會代行。1932年2月，經(jīng)張瀾推薦，國民政府任命王兆榮為該校首任校長。王上任后，為提高教育質(zhì)量和學術(shù)水平做了不懈努力，但因經(jīng)費等問題不易解決，使他心力交瘁，最終于1935年8月辭職。隨后，國民政府任命任鴻雋為四川大學校長，并要求他盡快到校處理校務。9月初，任鴻雋飛抵成都正式上任。同年12月，他把家搬到成都，只把上中學的大女兒任以都留在北平。

早在1928年國民政府就任命任鴻雋為四川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他沒有就任。1931年，他回四川考察成都大學，希望四川的文化能與世界潮流并駕齊驅(qū)。這次出任四川大學校長，用他的話來說，是因為國難當頭，“乃不得不奉命馳驅(qū)”（《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第687頁）。當時的四川在蔣介石的策劃和劉湘的經(jīng)營下，為了阻止紅軍西進或北上，取消了原來的防區(qū)制，并決定軍費由中央直接劃撥，從而使學校經(jīng)費有了保證。因此任鴻雋在1935年5月向記者說：“‘國立四川大學在西南方面極為重要，徹底整頓，數(shù)年來即有此計劃，亦實有此必要。惟以往四川政局不定，整頓計劃殊難實現(xiàn)。’現(xiàn)在，防區(qū)制打破，整頓川大計劃乃趨于實現(xiàn)?！睂τ谌硒欕h的到來，當?shù)剌浾撘埠迷u如潮，認為任鴻雋是我國學術(shù)界少有的人才，他入主川大，是四川教育界的福音，也會給四川文化帶來轉(zhuǎn)機。

上任后他明確提出四川大學的兩大目標和三大使命。兩大目標是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和“國立化”，三大使命是輸入世界知識、建設西南文化中心、擔負民族復興責任。這一切，都是為了“把川大辦成一座規(guī)模宏大、師資設備齊全、有國內(nèi)第一流學術(shù)水平的綜合大學?！迸c此同時，他還把學費從20元降到12元，以減輕學生負擔。因此當報紙認為，新校長“是深得從前蔡孑民先生辦北大時的遺風”。（《四川大學史稿》第178-180頁）

與梅貽琦等人一樣，任鴻雋也認為大學的好壞不在于有沒有大樓，而在于有沒有大師。因此他一上任就把聘請著名學者當作頭等大事。他認為原來的教師隊伍有兩個問題：一是川籍教授太多，有近親繁殖的危害；二是有些教授思想陳舊，方法不當。因此他宣布重新發(fā)放聘書，沒有得到聘書的可以另謀出路。與此同時，他四處聘請著名學者前來任教。

1936年9月，任鴻雋在開學典禮上說，經(jīng)過一年努力，學校在以下三個方面發(fā)生變化：

第一是學生人數(shù)大大增加，學生人數(shù)由原來的四百多人已經(jīng)增加到六百多。新生中外省人比例很大，這種作法與國外大學招收外籍學生一樣，有利于大家開闊視野，交流思想，增進友誼，也與“國立化”目標完全一致。

第二是新聘一批教授，其中有擔任過廈門大學副校長和北京大學教授的著名哲學家張頤，有研究西南民族語言的聞宥，有分別在南開大學、山東大學中文系任教的戴家祥和蕭滌非，有剛從英國歸來的外文系教授鐘作猷，史學教授范祖淹、教育學家張敷榮和剛從美國歸來的心理學家劉紹禹，有在中央研究院擔任過化學研究所所長的王季梁，有在北大任教多年的光學專家張宗蠡，有在比利時研究法學的劉雅聲，有在浙江大學森林系任教的程復新，還有曾在清華大學任教、最近剛從美國歸來的體育系教授黃中孚……。前后來川大的還有曾經(jīng)擔任中央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桂質(zhì)柏，曾在南開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劉大杰，著名生物學家錢崇澍等數(shù)十人，這些人均為一時之選。據(jù)當年曾在這里就讀的著名學者王利器回憶：“那時的四川大學很注意教師陣容，盡力網(wǎng)落有真才實學的名家學者來校執(zhí)教，學校辦得很有生氣，一時蔚為蜀學中心?！保ㄍ?，第183頁）

第三是校舍和教學方面有所變化。在校舍方面，任鴻雋經(jīng)過調(diào)查草擬了一個三年?劃，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撥出30萬元，先建一座大型圖書館，再將原校址皇城改建成一個大學城。在這個開學典禮上，任校長說雖然經(jīng)費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商討，但校舍改建的籌備工作已經(jīng)就緒，馬上就可以動工。1937年4月，任鴻雋再三權(quán)衡，最后決定將校址定在望江樓附近。不久，新校舍破土動工，后人稱這一決策很有遠見（《四川大學史稿》第199頁）。在教學方面，任鴻雋認為課程標準必須注意兩個原則：一要注意打好基礎，“即在第一二年級，必須將中國文、外國文，及普通科學修讀完畢，到三四年級時然后學習專門功課，免致好高騖遠，一無所成?”二要注重培養(yǎng)學生自學研究的能力。他提出“本學期為免除教學上灌注式的弊病起見，除少數(shù)特別情形外，所有講義決定完全廢除。要大學多讀書，多動手筆記，以養(yǎng)成自動的探討研求的精神?！保ā犊茖W救國之夢》第5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