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人統(tǒng)一他的感知世界的最初嘗試。也是后來想走得更遠的一門獨特的交通工具。從前可以靠步行，現(xiàn)在也可以，但你就追不上別人――現(xiàn)在誰都想擁有航天飛機。小說家要不在這個水平上去競爭，那就一定會被淘汰的。

老一代作家對語言大都是不知深淺的，因為那時的語言理論沒這么發(fā)達。所以我們再也不想去看老一代作家那些關(guān)起門來寫的、搞笑似的為體驗生活而寫的長篇，叫長篇沒什么錯，但叫長篇小說就有些不妥了。當(dāng)然，那時也有些人對語言是有感覺的，比如沈從文和汪曾祺，語言有點小大家的氣象，因為它表現(xiàn)出了某種開放性，比較干凈，而教科書一直排語言前排的老舍就沒那么幸運了――因為他的語言當(dāng)年承載了太多的華而不實的東西，現(xiàn)在要還債了。這些上一輩人中的優(yōu)秀作家對文化的認知、態(tài)度、一些老故事，可以被作為調(diào)料在后來的宴席中出現(xiàn)，但那只是配菜。中國男籃只有跟外國強隊交手你才知道別人的功夫以及自己的斤兩，同時你也只有拼――不是用你的方式，而是他用什么方式，你就用相應(yīng)的策略――才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沈從文和汪曾祺這兩位師徒可算小說里語言的一個孤例，有時這是可能成功的，比如最早的《源氏物語》，這當(dāng)然是要受到上帝的特別垂青才行。因為一個人在封閉的世界不可能想得很遠――沒有誰比中國人更能在一個會意的瞬間可以上天入地心游萬仞，與天地齊，可是這么大的心氣與心力卻從來沒有發(fā)現(xiàn)過語言最切近的奧秘，要么那就是一個符號的近似游戲，就像書法中的寫意似的，要么就是宇宙的地圖，就像蘇曼殊說書法的“大可參天地萬物化育之功”，可是，這樣去古人那里找，我估計什么樣的先前闊過都能找得出來，什么樣的理論我們也能配比。但你看看古希臘的情況??？就這么個意思，柏拉圖說“萬物在某種情況下就是一個宇宙，一種秩序”，但亞里士多德卻認為這不過是我們一部分認識的空想。當(dāng)我們說自己的辮子功如何神奇的時候，有這么清醒的人出來給我們明確過那不過是“一部分認識的空想”嗎？

老一代作家大話說得最多，什么諾貝爾了，什么一不小心就要再寫一部《紅樓夢》了。說大話不僅是因為自卑，還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小話該怎么說。就像我說第五代導(dǎo)演，他們并不是不想謙虛，但你怎么能讓他們擁有謙虛所需要的一點基本功？

把話說好很難，說成小說那是藝術(shù)。麻煩的是從來都有很多人教我們怎么說話，該說什么，說多少，說話時如何區(qū)分人與鬼，等等?？墒?，我們最需要的是有人教我們不該聽誰教我們說話。寫作也是一樣，這兩字很多人都教過我們，但從來沒有誰告訴過我們他們給我們講的為什么不是寫作。寫作就是一種入思的方式，一種把語言帶向語言的行動。你只有行動，你自己寫，你才知道他們?yōu)槭裁凑f錯了。

我特意挑了卡爾維諾、昆德拉等人關(guān)于輕與重問題的闡述做個比較。

卡爾維諾一直努力地把“減少沉重”感看作是對這個世界的貢獻。他的文學(xué)講稿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幾個世紀以來，文學(xué)中有兩種對立的傾向互相競爭：一種傾向致力于把語言變?yōu)橐环N像云朵一樣，或者說得更好一點，像纖細的塵埃一樣，或者說的再好一點，磁場中磁力線一樣盤旋于物外的某種毫無重量的嚴肅；另外一種傾向則致力于給予語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軀體和感受的具體性。

這是卡爾維諾的分類，他屬于后者：“我覺得語言總是在被隨意地、近似漫不經(jīng)心地使用著，這個情況令我煩惱，不可忍受。請不要以為我這種反應(yīng)是我對我的鄰居不寬容的結(jié)果，實際上最大的不愉快來源于我聽到自己的言談。我之所以盡量少說話，原因也就在這里?！?/p>

又一個不愿多說話的人。說話即創(chuàng)作，那是很費腦力的事，作家不能忍受說出不好的話，所以最恰當(dāng)?shù)姆绞街挥猩僬f話。

如果把卡爾維諾的主題詞“輕”抄送一份給昆德拉，昆德拉也許會同意，他也說輕。但是，他也許就不同意，我理解他的輕有幾重含義，一是他對歐洲文明的輕視，二是生命的某種虛浮狀態(tài)，不可把知，在《存在的不能忍受之輕》中，他借托馬斯的口說：一切造就人類生活本質(zhì)的，就是構(gòu)成這生活的事件僅僅發(fā)生一次。第三，那就是他賦予人物的某種存在編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