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兩個形容詞的故事，事關(guān)兩位主持人。第一位是韓喬生，當我聽到他在某一個著名的足球之夜激動地把某一個進球解說成“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時，我承認，那是我看球數(shù)年以來最為快樂的一個夜晚。我們當時是一大幫人在看球，我深刻地體會到了笑是發(fā)自體內(nèi)的一種痙攣。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就因為這句話，這樣一種迅捷的、類似余華說的螃蟹逃跑了腳不斷地掉下來的敘述，箭中了目標，離了弦的敘述，出乎我們所有人意料的敘述，我從此便喜歡上了韓喬生，而在此前，他老兄的表現(xiàn)一直太平淡，比如，他很習(xí)慣于一種特殊的說謊――奉承，他很擅長使用偽裝成美德的一種輕度失望，當然，我們把這叫做耐心。此外，他還時常表現(xiàn)出某種雄辯――這是一種使傻瓜們心悅誠服的口語藝術(shù)――說隊員們都很行，包括使任何失誤都顯得有點行的才能；當然，他也常以一個兄長的口吻教導(dǎo)場上根本看不到他的隊員，而我們知道，這是傻瓜們喜歡的用以失去朋友的眾多方法之一。

這一段話我說了多少個形容詞啦？你幫我計算一下，看是否還能擠得進去一兩個。這對我來說很不容易。要不是碰上韓喬生，我可就一個也不會說了。

韓喬生平時還喜歡說格言。但那是他的最高境界，不是經(jīng)常說得出來的，這東西是為脆弱的牙齒準備的剔掉骨頭的智能。在幽默到來之前，這東西明顯是管用的。一個解說員，多少年來熬更守夜，總是準備了一大兜子鼓勵與贊美的話，結(jié)果卻稍不注意就把中國隊看輸了，又看輸了，于是就泄氣了，落進了激情的圈套，再加上數(shù)度要求國足要怎么踢，而結(jié)果仍是根本沒按他的意思踢，于是他只好生氣了，低著頭顱硬著頭皮不管三七二十一繼續(xù)透支希望，他不再考慮說出的什么話，他以為那是另一個職業(yè)機器在代他說話，他氣昏了，于是，先把“一鼓作氣”變成了“一鼓氣”，結(jié)果在不知什么時候，順著“氣鼓氣脹”的情緒上來，順嘴就溜出了“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

還有一個改編成語出在楊瀾身上，她作為2001年婦女節(jié)重量級的特邀主持人，一臉笑靨地啟發(fā)一個來自成都的十三歲弱聰女孩，她打著手勢，先推出她據(jù)說是最有書卷氣的、從容的、高貴而大方的笑，她還差點又把右手作一個托盤以支撐她那書卷氣意味太重的下巴，但幸好她及時地發(fā)現(xiàn)了坐在她對邊的不過是一個孩子，于是她就暫時拆了架子，開門見山地問：你這么小，為啥就滿口之乎者也嗚呼哀哉了呢 

楊瀾對一個孩子說出了“嗚呼哀哉”的話，這可比趙忠祥或別的什么主持人的“聯(lián)決”演出要可惡得多。讀者可以去查對楊瀾的這起兩起文言一鍋燴的快餐節(jié)目。

形容詞就這么容易出錯。為什么容易呢？我理解它是一種修辭，總是要去修辭里把自己修飾得很有水平的主持人很習(xí)慣它，因為要有激情嘛，常常都要唱高調(diào)，所以必須修辭。但修辭只有在正常狀態(tài)下才是自然的，一旦你想多說多占就很成問題了。根據(jù)我對主持人的口形分析，一個總是要尋找修辭的人常常都是喜歡撒謊的人，簡單說吧，尋找修辭就是尋找托詞。

回到作家身上。昆德拉在《生活在別處》里寫到靦腆的童男子杰羅米爾，當女朋友把頭搭在他的肩膀上時，昆德拉在創(chuàng)作談中說到了這一段的一個中心詞：

“他感到自己被幸福淹沒，甚至感到生理上的亢奮……一個姑娘的頭對于他意味著超過一個姑娘的肉體，他想要一個被裸露的肉體照亮的姑娘的臉，而這個臉把肉體作為愛情的證明贈與他。我試著把一個詞放在這種態(tài)度上，我選擇了‘溫柔’一詞。我研究這個詞：溫柔到底是什么？我得出了一個接一個的回答：當我們被拋到成年的門檻上，當我們在童年時并未理解到的童年的好處被我們不安地領(lǐng)悟到，在那一刻，溫柔便產(chǎn)生了。接著是：溫柔，是成年給我們喚起的擔憂。另外還有一種定義：溫柔，是創(chuàng)造一個人為的空間，另一個人在里邊像孩子一樣被對待……我久久地觀察我的杰羅米爾，試圖一步步接近他的態(tài)度的根本，弄懂它，給它一個詞，捉住他?！?/p>

這是昆德拉的態(tài)度，好像很傳統(tǒng)地代替人物思考，但未必是他的本意。不然，他不會到后來有一章就像不懷好意地分析一個詞，一個又一個的詞。他為什么要這么做？他認為這樣的智力游戲好玩嗎？他只想以此強調(diào)他的思索性的、跟哲學(xué)聯(lián)姻的一類小說的出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