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

（一）

與香港相比，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近于荒涼之地。冬天陰陰沉沉，陽光難得一見，游客是不會跑去度假的。然而，每年的十二月，那里有頒發(fā)諾貝爾獎的盛會。去年十二月十日，是該獎的九十周年，所有仍健在的獲獎者都獲邀請赴會，一時間禮服煌然，衣香鬢影――而當地禮服的租價也急升了。

我是因為科斯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被邀請到瑞典去觀禮的。早一年，諾獎基金會曾請我到那里介紹科斯的貢獻。雖然差不多所有行內人都說科斯理應在十多年前得獎，但姍姍來遲，還是令我喜出望外。再一次的瑞典之行，我是不能推卻的。起程的前三天，一位諾獎委員給我電話，說希望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一個諾獎得主云集的晚宴中，我能講十五分鐘的話。不能婉拒，但我意識到可能是怎樣的一回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了。幾天前，施蒂格勒（一九八二年諾獎得主）因心臟病突發(fā)去世。在學術界盛會中，他一向是演講的最佳人選。我想，是要我代替施蒂格勒講話吧。我自知講話的本領與施蒂格勒相差甚遠，但這問題不大。困難是，在講話時我怎可以不想到施蒂格勒，而一想到他我就難以舒暢地發(fā)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