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反抗權威機制的青年運動的浪潮之外，那時年青的一代還賦予了澳大利亞一種比較年輕的感覺，反對強迫接受外國的文化、社會等?！度诵兄~克爾》中對父母控制的反抗，成為澳大利亞反對那些模仿大英帝國的社會結構（如《霍姆斯塔爾》中的公立學校的風氣、《懸崖上的野餐》中的維多利亞女子學院）的控制的象征。對權力機構的控制的懷疑，在《三人行之邁克爾》里的家庭狀況中第一次顯現(xiàn)出來，在描繪《霍姆斯塔爾》中的管理者和《吞噬巴黎的汽車》中的鎮(zhèn)長時，進一步得到發(fā)展，從此成為威爾的電影中占據支配地位的主題，持續(xù)出現(xiàn)在《懸崖上的野餐》和《死亡詩社》中的學校、《最后大浪》和《證人》中的社會、《加里波底》中的指揮官以及《楚門的世界》中的電視制片人克里斯托夫身上。在威爾的電影中的這種單獨的主角的狀況，暗示了與社會的融合總會伴隨著個性和權威的喪失，而且在傳統(tǒng)和非傳統(tǒng)的社區(qū)中的選擇，在自由與安全之間從來不是一個涇渭分明的選擇。

澳大利亞在越南問題上選擇與美國結盟，成為在當時一個國家服從于一種殖民勢力的突出例子。澳大利亞電影復興運動要求在文化上與先前的英美電影的主導影響有所區(qū)分。威爾在《三人行之邁克爾》和其他早期影片中，試圖反對殖民地的心態(tài)，反對戰(zhàn)后永遠墨守成規(guī)的政治風氣，以及反對當時保守的氣氛（從對英國模式亦步亦趨的模仿到對美國教條的遵從）。從形態(tài)上看，《三人行之邁克爾》記錄式的電影鏡頭、跳切與蒙太奇段落，與當時最新的歐洲電影非常相近。這些自我意識和自我反觀的風格，與描繪圖像的流行文化相比，充滿了更多政治激發(fā)的討論，令人想起讓-呂克·戈達爾（Jean Luc Godard）的那些堅持社會批評的早期電影：《隨心所欲》（Vivre Sa Vie，1962）、《槍手》（Les Carabiniers，1963）和《周末》（Weekend，1967）。

澳大利亞在戰(zhàn)后受英美影響形成的社會制度，與年青一代從美國反戰(zhàn)運動中得到的啟迪，兩者存在著明顯的分歧。這種分歧在《三人行之邁克爾》、《霍姆斯塔爾》和《吞噬巴黎的汽車》中得到了清晰的表達，影片中那些被代際和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所撕裂的小鎮(zhèn)、機構和家庭，就是最好的體現(xiàn)。威爾早期作品中的電影三部曲顯示了他對當代社會和藝術運動的關注。他電影中的調子和內容，符合年青一代和新生的澳大利亞電影產業(yè)要求破除偶像的主張。同時，通過研究當代外國的商業(yè)電影和藝術電影，特別是學習如何創(chuàng)造個人的電影風格，他的導演手法變得更有深度和更為熟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