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文治武功”首先從思想領域開始。

戰(zhàn)國中后期，道家學派中分化出一支假托黃帝為名，以道家之“道”為理論基礎，博采諸子百家的黃老學派。這個學派奉行黃老之中的文武并用、刑德并舉的治國方略，尊崇無為而治的政治原則。

指導秦代政治的理論是法家思想，這種崇尚耕戰(zhàn)、法治和集權的思想，既幫助秦統(tǒng)一了中國，又因為這種思想的極端發(fā)揮導致了秦朝滅亡。

西漢建立后，面對飽經戰(zhàn)亂、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會生產和生活遭到極大破壞的局面，為了安定民心、恢復生產、鞏固統(tǒng)治，必須選擇一種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的政治指導思想。但是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卻不是儒家思想、老莊思想和法家思想所能勝任的。這樣，使得既主張文武并舉，刑德并用，又主張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黃老思想適應了社會的需要，成為漢初以來的統(tǒng)治思想。文帝時，儒生賈誼向文帝提出了改變服色、封禪等恢復儒家禮儀的事情，但是遭到信奉黃老之學的大臣和竇太后的強烈反對。文帝本人也信奉黃老之學，就沒有批準賈誼的建議。

景帝時，黃老之學與儒學產生了正面沖突，雙方就一系列命題展開了激烈辯論，幸虧景帝出面調停，才未引起大的社會動蕩。

漢武帝即位后，這位從小就受到良好儒家教育的少年天子立即起用自己的老師、信奉儒學的衛(wèi)綰為丞相，衛(wèi)綰認為，各地征舉來的賢良，講論法家的商鞅、韓非和縱橫家蘇秦、張儀之學的很多，這樣容易擾亂國政，建議統(tǒng)統(tǒng)不用。漢武帝批準了這個建議，這便是“罷黜百家”的開始。同時武帝還詔令天下舉賢良對策。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也被武帝采納。但由于竇太后以及部分大臣的阻撓，儒術曾一度陷入低谷。

公元前135年5月，即漢武帝執(zhí)政的第6年，竇太后病逝。弘揚儒學的主要障礙消失，儒學開始活躍起來。

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詔：命令各地考察孝子廉吏。兩年后，漢武帝任命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御史大夫。又過了兩年，公孫弘被任命為丞相，登上了官僚的最高位。此舉在文人書生中引起了強烈震撼。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公孫弘的成功無疑刺激著更多的人模仿他的飛黃騰達之路，那就是學習儒學。

與察舉制度相關聯(lián)，武帝在建立完善五經博士的基礎上，制定了詳細的太學制度。這樣，獨尊儒術又在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保證。因為太學規(guī)定：博士官一定是要儒家的五經博士（五經即儒家的《詩》、《書》、《禮》、《易》、《春秋》五部經典）才可以勝任，其他學派的學問不允許在太學中教授。

自漢武帝即開始的尊儒活動，至此贏得徹底勝利。儒術在中國封建政治中，一直居于官方地位，雖經道、佛沖擊而未改變，影響中國文化長達二千多年，其根子可以追溯至漢武帝時代一系列獨尊儒術的措施和活動。漢武帝的“文治”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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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卓越的漢武帝曾擁有東北的“朝鮮人參”和西北的“汗血寶馬”。

漢武帝的“武功”主要表現在：三次主動出擊匈奴、平越、平定南夷、復通西南夷、打通西域、出擊朝鮮、征伐大宛。

公元前133年，即漢武帝執(zhí)政的第八年，他聽取大臣王恢的意見，設計攻打匈奴，但是計謀失敗，漢匈斷絕和親，從此展開了激烈的對抗。此后，武帝接連不斷地發(fā)動大規(guī)模反擊匈奴的戰(zhàn)爭。在這場為爭奪土地和榮譽的戰(zhàn)爭中，漢軍將士奮勇拼殺，力克匈奴強敵，其中有三場關鍵性戰(zhàn)役的勝利使?jié)h軍掌握了戰(zhàn)爭的主動權。在戰(zhàn)爭中涌現出來的衛(wèi)青、霍去病、李廣等將領的英勇事跡，至今廣為傳誦。這三次大戰(zhàn)役分別發(fā)生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史稱衛(wèi)青、霍去病三擊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