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有名的文人是周作人，文人中最有名的漢奸也是周作人。“漢奸”是政治裁判，政治裁判往往一根筋，簡單、明確、不會操心事主的小委屈。政治裁定應(yīng)該和文化理解分開，橋歸橋，路歸路。漢奸不以文人諱其奸，文人不以漢奸掩其文。中國民間洋溢著這種區(qū)隔的智慧，蔡京是權(quán)奸，但蔡京的手跡如果現(xiàn)身潘家園，一定賣出天價。

周作人不明白這個道理，1945年以后“漢奸”的心結(jié)一直解不開，器局越來越小，見識越來越差，最后二十二年雖然著譯依舊等身，但全無鋒芒，不再是原創(chuàng)性的作家。周作人是最好的文人，但他沒有把文人做到最好。

文人和文化人不同，文人“尊史過于尊經(jīng)”，智慧來自經(jīng)驗——自己的和別人的，沒有道學(xué)氣，看不上主流中文化人，周作人就特別厭惡韓愈：“我對于韓退之整個的覺得不喜歡，器識文章都無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讀書人的模型，而中國的事情有許多卻就壞在這班讀書人手里。他們只會做文章，談道統(tǒng)，虛驕頑固，而又鄙陋勢利，雖然不能成大奸雄鬧大亂子，而營營擾擾最是害事?！辈贿^文人要做到老辣，周作人還不行。老辣文人要不正不邪，亦正亦邪。周作人還是太正經(jīng)。周家三兄弟，除了他都停妻再娶，周作人不僅和羽太信子白頭到老，還長時間地負(fù)擔(dān)周建人前妻和子女的生活費用。周作人自稱心中有流氓鬼，但他那個流氓更像造反的紳士，做邪事而無邪氣。文人沒有邪氣，遇事看不開放不下，到頭來還是和文化人一樣“營營擾擾”。

以上這些感想，都是讀了耿傳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而生。到底是學(xué)者筆墨，比記者文章要高明很多，材料翔實飽滿，對傳主詩文疏證得當(dāng)，作者自己的議論很少。

周作人最后死得太慘。壽多則辱，他如果早死五年，和羽太信子一同歸去，就可以免受紅衛(wèi)兵的殘害。其實“文革”以前，共產(chǎn)黨對他一直不錯。他每個月能領(lǐng)到兩百元人民幣，相當(dāng)于廳長的工資。1960年至1964年每月由國家發(fā)放的預(yù)支稿費高達四百元，那是當(dāng)時封疆大吏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