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胡適，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物種與生態(tài)的問題。他們二位的是非，牽涉復雜的學術問題、政治問題、歷史問題、心理問題，這里不展開。我的意思是說，人不免有所偏愛、有所傾向，但前提是有所判斷、有所選擇。從五四直到1949年，中國幸虧有一位胡適，也幸虧有一位魯迅，幸虧有人反對胡適，也幸虧有人反對魯迅——在他們二位之外，中國還幸虧有其他不同主張、不同學說、不同性格、不同來歷的人物?？墒堑搅宋覀兊臅r代，魯迅被獨尊、胡適被批判，絕大部分知識分子被抹殺，總的目的，就是剝奪我們的常識、判斷與選擇。這種剝奪的后果，是政治生態(tài)迅速敗壞、文藝生態(tài)迅速荒蕪，我們從此失去選擇、失去記憶，最后，失去歷史。

我愛魯迅，自以為熟讀他的著作。八十年代以來，我開始讀到胡適的著作、梁實秋的散文，還包括徐志摩、沈從文、張愛玲等等其他民國文人的作品——我發(fā)現，我喜歡梁實秋的散文，喜歡沈從文與張愛玲的小說，2007年我讀過的最好的書，就是胡頌平編寫的《胡適晚年談話錄》，我同時發(fā)現，閱讀民國其他作者的作品，使我對魯迅的敬愛與了解，獲得更深的理由，這種了解，有一部分即來自胡適。

五十年代初，當中國神化魯迅、批判胡適時，胡適正在紐約流亡，他知道對他，對死去的魯迅，發(fā)生了什么，他有一次對周策縱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贝蠹視f，這是一面之詞，不可能得到魯迅的同意或反對，因為魯迅那時已去世將近二十年，但不論我們是否相信，或怎樣解釋這句話，胡適說了這句話，這句話也說出了胡適，并說出了五四那代人的關系。

一個文人藝術家身后的毀譽，不絕于史，本來不奇怪，但像魯迅與胡適這樣的公案，我不知道中國歷史上是否曾經發(fā)生過?？追蜃幼苑Q“喪家狗”，不是因為政治迫害，而是報國無門；詩人屈原投江的原因之一，是失寵于楚懷王；畫家毛延壽被皇帝處死是他隱瞞了王昭君的美貌；紀曉嵐得罪了主子，被放逐新疆，結果乾隆帝想念他，又將他召回來；至于司馬遷、嵇康和金圣嘆這些人物的致殘和致死，是屬于言論獲罪。這類記載不絕于史，但畢竟那是古代，而魯迅與胡適的故事發(fā)生在新中國。

蘇聯也發(fā)生過類似的故事，但遠遠比不上我們。此外，有哪個現代國家的政府、政黨，以至于全國、全民，會對兩個文學家思想家作出類似的貶褒？在法國，薩特與他的同學，同樣是哲學家的阿隆，思想對立長達半世紀，薩特和他存在主義的同志加繆，公開絕交，可是法國政府和政黨不會介入這種文人的分歧。更早時，紀德與羅曼· 羅蘭前后訪問蘇聯，作出截然相反的評價，出了書，引起激烈爭論，可是政府和政黨也沒有對哪一方肯定或者批判。大家知道美國著名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有喬姆斯基，有蘇珊·桑塔格，可是美國還有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未必喜歡他們，認同他們。為什么呢？

道理很簡單，在魯迅與胡適的時代，有左翼，有右翼，還有別的主張與派系，有國民黨，有共產黨，還有別的政黨，即便在各種黨派或集團內部，也有左翼、右翼、激進派、保守派、溫和派，如果要細分，還有極左、極右，或者中間偏左、中間偏右，等等等等。在文藝群體中，同樣有各種主張、各種主義、各種派別，雖然有的很強大，占據主流，有的很脆弱，處于邊緣，有的比較成熟，有的非常幼稚，但都能夠發(fā)出聲音，做點事情，能夠保有各自的空間。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左翼文藝開始遭遇厄運，其中代表人物如胡風、丁玲、艾青、蕭軍、江豐等等“反黨分子”與“右派分子”的命運，大家耳熟能詳，不多說，到“文革”發(fā)生，黨內權威理論家胡喬木、文藝教皇周揚、努力改造的小說家巴金、革命作曲家賀綠汀，還有幾乎全部的革命畫家、革命導演、革命演員，甚至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大批遭殃，或者被迫害，或者被置于死地……

今天的博士生應該做好多論文，詳細尋找1949年以后在各個專業(yè)領域被刻意褒貶的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