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忠源在給劉蓉的信里說：

“忠源先據橋頭，堵其西竄新寧之陸路；并釘塞河邊，斷其北竄零陵之水路。請于河東扎營，以為合力進剿之計。時烏都護因傷不起，向軍門臥病未來，諸將無所統(tǒng)記，互相推諉。賊來從河東小路竄楚，鏖戰(zhàn)兩晝夜，奪獲賊船三百余只，賊之精悍若無幾矣?！?/p>

江忠源因以當事人身份，自是對老上司向榮、和春等人推諉避戰(zhàn)的情狀百般回護，湘軍其他將領就沒這么客氣了。左宗棠在《江忠烈公行狀》中如此描述這場驚天大戰(zhàn)：

“公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連營西岸力扼之。賊覺來斗，以悍賊護船，更番蝶進，鏖戰(zhàn)兩晝夜，賊渠馮云山中炮死，悍賊斃者數千，輜重盡喪。公急請統(tǒng)領聯營東岸，斷賊旁竄，統(tǒng)領猶豫未決，賊果棄船由東岸走道州?！?/p>

因和春等拒絕設防東岸，江忠源未獲全功，太平軍得脫大難，左宗棠對和春等人的責難，于一“果”字盡出。但若當時江忠源一舉擒獲洪楊，左文襄公大概一輩子只是個不第舉子，再也無用武之地矣。

歷史學家簡又文評蓑衣渡為太平軍失敗之起點，理由有三：南王殉國，精銳俱殲，長沙保全。首先，馮云山殉國，太平天國失去了唯一一位政治家，楊秀清是軍事統(tǒng)帥，石達開等人只是尋常戰(zhàn)將，馮云山一死，太平天國在政治上永遠處于一個幼稚的水平而無所改進，其在宗教建設、地方政權建設和外交策略等方面均處于一個蠻干而不知策略的低級形態(tài)，處處落在曾國藩等人下風；馮云山之死，更使得楊秀清和洪秀全的矛盾難以調和，最終導致天京變亂。馮云山之死，實關大局。

其次，太平天國精銳，金田團營的骨干在蓑衣渡一戰(zhàn)遭到毀滅性打擊，不得不在湘南大量補充以天地會部隊和其他流民，紀律漸弛，戰(zhàn)斗力趨弱，導致太平天國最終失敗。簡又文先生這個說法遭到許多人的批駁，最有力的批駁來自崔之清先生。崔之清先生認為，湘南補充的部隊，戰(zhàn)斗力依然很強，紀律也未松弛，湘南的部隊在其后的戰(zhàn)爭中依然戰(zhàn)果輝煌。濫收部隊應發(fā)生在李秀成、陳玉成時代，與蓑衣渡會戰(zhàn)無干。崔之清先生論據確鑿，但筆者仍以簡又文先生的意見為是。湘南補充的部隊，由于楊秀清嚴格約束，紀律確實沒有太多的松懈，但湘南的部隊均非拜上帝教忠實信徒，極容易產生動搖，驍勇善戰(zhàn)卻經不起考驗。天京變亂后石達開率湘南招收的精銳出走，這些曾經的虎狼之師由于前途不明朗而喪失斗志，一夜之間變成連清軍雜牌都打不過的弱旅。湘南之兵，能巧戰(zhàn)而不能浪戰(zhàn)，因為缺乏信仰，局勢惡化則斗志全無。如永安圍城，遭敵四倍圍攻而士氣不減的戰(zhàn)例絕不可能發(fā)生在湘南兵身上。

最后，太平軍因蓑衣渡之敗，未能攻取長沙，對其后的戰(zhàn)略產生極惡劣的影響，而對于清廷，則是一個巨大的轉機。江忠源的楚勇千人，造就清廷首相賽尚阿所督四萬大軍不可企及的輝煌，為湘省子弟兵打出了名聲，再加上湖南經世派書生們一定程度上刻意的吹噓，成為湖南經世派發(fā)跡的起點。這給了朝野上下，尤其是湖南的經世派士人一個啟示：既然舊有的綠營兵已糜爛而不堪用，不如打破陳規(guī)，另立新軍，建立由經世派士人掌握的新式武裝。正是蓑衣渡大戰(zhàn)，鼓勵了曾國藩等人編練湘軍，也正是蓑衣渡大戰(zhàn)，使得清廷放手湖南士人組建武裝，經世派全面輝煌的時期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