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張亮基至長沙。先是，胡文忠公數(shù)以書信薦公于張公，張公行抵常德，發(fā)急足至山中延請公，公復(fù)書辭謝。是時，江忠烈公已追寇壁城南，來促公行，景喬先生與郭公嵩燾亦勸公出，乃應(yīng)聘。至則張公一以兵事任之”。

張亮基甚有才干，林則徐品其才華，以為同胡林翼不相上下。因多數(shù)政務(wù)張亮基應(yīng)付自如，左宗棠為張亮基幕僚，只是個“以備咨詢”的參謀一類閑職。張亮基被罷免后，左宗棠回家在梓木洞種田。駱秉章再次任湖南巡撫，聘左宗棠為師爺，左宗棠不大看得起駱秉章，一口回絕后躲了起來。駱秉章干脆捏造罪名抓了左宗棠的女婿，陶澍的公子，引左宗棠出來打官司?！傲遗吕p夫”，駱秉章如此流氓，左宗棠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半推半就地從了駱秉章，誰料以后竟拳腳大張，一逞平生之志。

駱秉章是同光中興名臣之一，《清史稿》以為駱秉章功業(yè)可方漢相諸葛亮、唐將韋皋。其實駱秉章本人才干不過中人以上，遠(yuǎn)不及同時的曾國藩、胡林翼、羅澤南、江忠源等人。駱秉章的長處是有自知之明，知人善任，又具容人雅量，史稱其“休休有容，取人為善”。駱秉章自知才具遠(yuǎn)不及左宗棠，索性放手左宗棠大干，自己拱手畫諾而已。湖南人嘲弄駱秉章不管事，四處傳播其對左宗棠常用的口頭禪：“公可亦可，公否亦否”。徐宗在筆記里有這么一段記載：

“左文襄公以舉人居駱文忠公幕府，事無大小，專決不顧。文忠日與諸姬宴飲為樂，文襄當(dāng)面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耶’，文忠干笑而已。嘗夜半創(chuàng)一奏章，叩文忠內(nèi)室大呼。文忠起讀叫絕，更令酒對飲而去。監(jiān)司以下白事，輒報請左三先生可否”（《歸廬譚往錄》）。

徐宗記載的目的大概是頌揚左宗棠，奚落駱秉章，但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氣度恢弘、惜才愛才的駱秉章。左宗棠脾氣怪異，恃才傲物，極難與人相處，也只有駱秉章這樣的奇人，方能成就左宗棠。

薛福成也有段記載：

“左公練習(xí)兵事，智略輻湊，駱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選用賢將，屢卻悍賊，兩敗石達(dá)開數(shù)十萬之眾，復(fù)分兵援黔援粵援鄂援江西，豐采幾與曾胡兩公相亞，則左公帷幄之功也。駱公每公暇過幕府，左公與幕賓三人慷慨論事，證據(jù)古今，談辯風(fēng)生，駱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駱公一日聞轅門舉炮，顧問何事？左右對曰：‘左師爺發(fā)軍報折也’駱公頷之，徐曰：‘取折稿來一閱’。”

駱秉章不管事，師爺左宗棠倒成了實打?qū)嵉暮涎矒崃?。后人把駱秉章在湖南的功績都算在左宗棠的頭上，以至于編左宗棠的文集，竟把駱秉章的奏折全部收錄進(jìn)去，因為駱秉章?lián)岷掀陂g，所有的奏折都是左宗棠寫的。左宗棠自募一軍出省打仗后，駱秉章又聘劉蓉為師爺，劉蓉最后也成一代名臣，駱秉章用人眼光，非同尋常。駱秉章后總督四川，政務(wù)依然井井有條，甚至靠幾萬雜牌兵抓住了石達(dá)開。故朱孔彰說：“天下不多左公之才，而多駱公之能用人也。”

駱秉章又好周濟(jì)貧困士人，曾有廉吏罷官后無法度日，駱秉章為其張羅得白銀數(shù)百兩，眾人都不知錢從何來，最后才知乃從駱秉章薪俸中支取。駱秉章死在四川總督任上，室中只一布帳，存銀不過百兩而已。蜀人罷市戴孝，處處為其立祠，哀思比于諸葛，以至于有人書“如喪考妣”四字榜于門首。有官員嫌蜀人祭奠的規(guī)格超過體制，下令禁止，百姓聚集于衙門呼喊：“公等他日為川督而死，民不必爾”。左宗棠與幕僚談及此事，說駱秉章才不逾中人，居然如此得民心，十分不解。后左宗棠又問，我與駱秉章相比如何，幕僚中有大膽地說，“公自不及文忠（駱秉章）”。左宗棠追問緣故，回答說：“當(dāng)日公佐文忠，文忠能用公，若今日文忠佐公，公未必能容文忠。此公所以不及文忠也”（《趨庭隨筆》），左宗棠聞言愕然。左宗棠遇到駱秉章，猶如武侯遇劉備，是曾國藩那句“不信書，靠運氣”最好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