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大附中待了兩年，1928年，日寇占領(lǐng)了濟南，我當了一年亡國奴，九死一生，躲過了那一場災難。從1929年起，我在省立濟南高中讀了一年書，在清華讀了四年，又回高中教了一年書，然后到德國去待了十年，于1947年才再回到濟南。滄海桑田，鞠老師早已不在人間。但是，人們并沒有忘記他，他在日寇占領(lǐng)期間，大義凜然，不畏日寇的威脅利誘，誓死不出任偽職，窮到每天只能用鹽水泡煎餅果腹，終至貧困而死，為中華民族留正氣，為后世子孫樹楷模。我聽了這些話，不禁肅然起敬，較之朱自清先生，鞠老師似尤過之。為了紀念這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家，人民政府把正誼中學前面的一條馬路改稱鞠思敏街，這實在是令人敬佩之舉。但是，不幸的是，正誼中學已經(jīng)改了校名。又聽說，鞠思敏街也已換了街名。我個人認為，這都是十分不妥的。后者，如果是真的話，尤其令人不解。難道是有關(guān)當局通過內(nèi)查外調(diào)，發(fā)現(xiàn)了鞠思敏先生有什么對不起中國人民的行動嗎?我希望，山東省的有關(guān)當局能夠恢復正誼中學的建制，而且——如果真正去掉的話——能夠恢復鞠思敏街的名稱?，F(xiàn)在，我國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國勢日隆，真正是換了人間。但是，外敵環(huán)伺，他們不愿意看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崛起。在這樣的關(guān)鍵時刻，中央發(fā)布的公民道德建設(shè)的簡短的條文中，第一就是愛國，這實在是切中要害的英明之舉。在山東宣傳一下鞠思敏，用身邊的例子來教育人民，必然是事半而功倍。為山東人，為中國人，留下這一股愛國主義的浩然正氣，是會有悠久而深遠的意義的。

鞠思敏先生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尚實英文學社

寫完了正誼中學，必須寫一寫與正誼同時的尚實英文學社。

這是一個私人辦的學社，坐落在濟南城內(nèi)按察司街南口一條巷子的拐角處。創(chuàng)辦人叫馮鵬展，是廣東人，不知道何時流寓在北方，英文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學的，水平大概是相當高的。他白天在幾個中學兼任英文教員，晚上則在自己家里的前院里招生教英文。記得學生每月是交三塊大洋。教員只有三位：馮鵬展先生、鈕威如先生、陳鶴巢先生，他們都各有工作，晚上教英文算是副業(yè)，但是，他們教書都相當賣力氣。學子趨之若鶩，總?cè)藬?shù)大概有七八十人。別人我不清楚，我自己是很有收獲的。我在正誼之所以能在英文方面居全班之首，同尚實是分不開的。在中小學里，課程與課程在得分方面是很不相同的。歷史、地理等課程，考試前只需臨時抱佛腳死背一氣，就必能得高分。而英文和國文則必須有根底才能得高分，而根底卻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打下的，現(xiàn)上轎現(xiàn)扎耳朵眼是辦不到的。在北園山大高中時期，我有一個同班同學，名叫葉建桪，記憶力特強。但是，兩年考了四次，我總是全班狀元，他總屈居榜眼，原因就是其他雜課他都能得高分，獨獨英文和國文，他再聰明也是上不去，就因為他根底不行。我的英文之所以能有點根底，同尚實的教育是緊密相連的。國文則同叔父的教育和徐金臺先生是分不開的。

說句老實話，我當時并不喜歡讀書，也無意爭強，對大明湖蛤蟆的興趣遠遠超過書本?，F(xiàn)在回想起來，當時對我的壓力真夠大的。每天(星期天當然除外)早上從南關(guān)穿過全城走到大明湖，晚上五點再走回南關(guān)。吃完晚飯，立刻就又進城走到尚實英文學社，晚九點回家，真可謂馬不停蹄了。但是，我并沒有感覺到什么壓力，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沒有。每天晚上，尚實下課后，我并不急于回家，往往是一個人沿著院東大街向西走，挨個兒看馬路兩旁的大小鋪面，有的還在營業(yè)。當時電燈并不明亮。大鋪子，特別是那些賣水果的大鋪子，門口掛上一盞大的煤氣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下面擺著攤子，在冬天也陳列著從南方運來的香蕉和橘子，再襯上本地產(chǎn)的蘋果和梨，紅綠分明，五光十色，真正誘人。我身上連一個銅板都沒有，只能過屠門而大嚼，徒飽眼福。然而卻百看不厭，每天晚上必到。一直磨蹭到十點多才回到家中。第二天一大早就又要長途跋涉了。

我就是這樣度過了三年的正誼中學時期和幾乎同樣長的尚實英文學社時期，當時我十二歲到十五歲。

(2002年2月1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