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這一切肯定和信任感相關。我們在收支平衡表上除了貨幣資本，還打下了社會資本的最初底子。我們營造出這樣的公眾形象是因為，我們始終避開流行大潮，拒絕遵循通用的規(guī)則，它們已成為膚淺的嘩眾取寵的噱頭，無非都是些俗氣的吸引眼球的花招，想借此躍上報紙的頭版頭條，而我們始終遵循自己的信念和直線目標。

企業(yè)形象并非憑空產生，要靠事實說話。人們不能只想到別出心裁另搞一套，而是首先要規(guī)規(guī)矩矩工作，做好產品本身和產品的銷售。只在作市場調查時才和客戶打交道，平時卻和他們保持距離的做法遠遠不夠。不，一個品牌應該要兌現(xiàn)多年來所有承諾的內容，只有這樣信任感才會油然而生。

經濟發(fā)展是依賴文化、社會和公共團體條件的一個社會過程。客戶不僅會將品牌視做對產品質量的保證，同時也在尋找認同感——人們甚至能用“家”這個詞來形容它。不管怎么說，這是在客戶、雇員及合作伙伴身上都能找到的一種意識。

更多的時候，人們是在尋找一種定位和安全感。這個世界越龐雜繁復，每個個體就越難找準自身定位。當世界越來越瞬息萬變，當全球化、國際化貿易和分工在步步緊逼的經濟衰退中成為關鍵詞，當工資收入、工作崗位或者養(yǎng)老保險都朝不保夕的時候，人們完全有理由去找尋典范。于是，他們找到對自己坦誠相待的人，那些值得信任和信賴的人。所以，即便保時捷并非處處標新立異，但只需要稍稍有別于普通做法，并且將這種做法定義為成功良方即可。

理由很清楚：對于工商界領導人來說，當然也包括政界領導人，通過穩(wěn)重的行為和個性魅力來獲得良好聲譽早已不能突顯他們卓越的實力了。市民們感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當下的經濟中，“虛假似乎已經成為一家企業(yè)的職責范圍”，德國一位頗有影響力的財經記者如此這般寫道。

榜樣到底在哪兒？給缺乏安全感的人們展示希望的方案在哪里？如果我們在這兒一味強調消極論調，如何向大家傳遞正面的好消息？假如中國和東歐的勞動力越來越廉價，日本和美國人又處處領先，那么國際融合帶來的唯一結果就是工作崗位的流失？

我很能理解人們?yōu)槭裁磿胁话踩?，會產生這類恐懼心理。事實上，有誰又能做到靈活機動，今天在德國，明天在美國，而后天又跑到新加坡掙錢呢？從許多重要而且正確的企業(yè)決策并不被人們看做是造福社會的舉措、不被人們心悅誠服地接受這點就可想而知?？蓡栴}在于，誰告訴過他們事實真相、誰向他們解釋過決策、誰給他們指明未來的發(fā)展道路呢？

這個問題當然是需要政治家們來解答。但他們卻總是巧妙地避重就輕，在訪談節(jié)目中表現(xiàn)出一副高姿態(tài)，做出一副為大家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模樣，可一旦需要解釋事實真相，他們立即守口如瓶。誰會公開說，傳統(tǒng)意義上充分就業(yè)的情況一去不返了？誰敢對社會保障系統(tǒng)來一次徹底變革？誰會告訴市民，國家早就不堪重負，對于未來風險的保障已是力不從心？

在過去幾年里，德國無疑面臨著歷史上最困難的經濟時期。如果閉口不談德國重新統(tǒng)一后從中產生的深深的斷層，就是自欺欺人的行為。當然，光這一點根本解釋不了這種局面。除此之外，還有整體性的膽怯，不敢向市民（也就是選舉人）透露人口統(tǒng)計，以及由此帶來的在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中不可避免的結果。誰要是對選舉人心存顧忌，自然會竭力避開事實。說到底，我們并不是缺乏認知，而是在付諸實踐這點上非常欠缺。對此，我會在第五章里進一步探討。

上述情況不僅僅體現(xiàn)在勞務市場或者社會保險，同樣也體現(xiàn)在教育制度和政府決策的過程。早在著名的學生基礎能力PISA國際研究計劃開展之前我們就清楚，德國的中學和大學教育情況不容樂觀。專業(yè)人員的匱乏一直是制約德國經濟發(fā)展的瓶頸。

歸根結底，鑒于德國的政治家缺乏付諸實踐的能力，以及面對他們過去幾年在柏林的某些政治進程中的表現(xiàn)，人們不禁要問，究竟誰在管理這個國家？戰(zhàn)后，實施聯(lián)邦政府制度無疑有充分理由，因為它能杜絕人們在年輕的共和國里濫用職權。然而，聯(lián)邦政府制度漸漸成為部分癥結所在，聯(lián)邦議院里的幾乎每一個決策在聯(lián)邦參議院里要么受阻、要么被改得面目全非。各聯(lián)邦州究竟為什么在聯(lián)邦立法上都要插上一腳？聯(lián)邦議院的議員本來就是從全國各地自由選舉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