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流勇退

大約從湘軍攻占安慶的時候開始，曾國藩就不得不考慮大功告成之后的處境。這時湘軍勢力大盛，有人向他勸進，要他坐擁半壁江山做皇帝，然后把大清皇帝趕下臺。據野史記載，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曾國荃、王闿運等人，都先后試探過他的意思。這很可能不是純粹的無稽之談，至少曾國藩的日記中記下了他見過王闿運之后的躁動不安。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情發(fā)生，可以斷言曾國藩絕對不會同意去做大清皇朝的叛逆。談到曾國藩不愿自稱做皇帝的原因，人們往往分析說，曾國藩也許是擔心自己在湘軍當中缺乏號召力，也許他擔心湘軍打不過旗營和綠營，也許他不愿繼續(xù)打內戰(zhàn)，致使生靈涂炭。其實最有說服力的理由，乃是曾國藩不想自毀形象。他已經把自己塑造為大忠臣和大儒圣哲，這個形象一點也不比皇帝遜色。如果他對清王朝造反，成功了，他會成為驅逐異族統(tǒng)治者的英雄；但若失敗了，他就什么都不是，只會被人罵做亂臣賊子，他一生對自我形象的辛苦營造就毫無完美可言了。

湘軍攻克金陵以后，曾國藩的權勢如日中天。朝廷不給他封王，甚至不封他為公爵，明顯地向他表達了慈禧對他的疑忌。曾國藩決定自釋兵權，裁撤湘軍。盡管當時西部有回民起事，北方有捻軍馳騁，南方還有太平軍的殘余，曾國藩已不愿再置身于戰(zhàn)爭的漩渦之中，也不讓自己的直系部隊再次踏上征途。

也許從咸豐八年（1858）曾氏兄弟再度“奪情起復”的時候起，曾國藩就想好了功成身退這條路，因為他已按照老莊人生哲學的思路理解了成功的最高境界。他已經修煉到了榮辱不驚的層次，盡管在權勢炙手可熱的時刻，他也不會頭腦發(fā)昏，給人家留下把柄，惹來殺身之禍。曾氏兄弟在金陵取得的勝利給他們帶來了無比的榮耀，也使他們成為眾矢之的。幼天王洪天貴福逃走了，傳說中金陵所有的巨大財寶不見了，也有人指責湘軍在進城后殺人如麻，兇殘如獸。這些都是有可能把曾國藩涂成烏黑的顏料。怎樣才能躲過一齊射來的明箭和暗箭？最好的辦法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裝，盡快地隱退到政壇，不再對任何人構成威脅。

湘軍攻克金陵不到一個月，曾國藩就下令裁撤湘勇二萬五千人，只留一萬人防守金陵，另留一萬五千人在安徽機動作戰(zhàn)。大約三個月后，又決定將湘軍裁掉百分之八九十，隨后曾家軍逐步解甲歸田，其作戰(zhàn)任務交給淮軍接手，“湘淮代興”就此完成。

曾國藩此后盡可能地置身于戰(zhàn)爭之外。同治四年（1865）五月，他奉旨北上指揮對捻軍的作戰(zhàn)。其間他表現(xiàn)得很不積極，多次稱病請假休息，并力爭讓更多的人來分擔剿捻的任務。如此拖了一年半的時間，到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清廷索性讓他返回兩江總督任上，由李鴻章來接手剿捻的總指揮。

曾國藩脫離軍事以后，致力于制造輪船，購買機器，興辦洋務，籌辦水利工程，恢復科舉，為陜西的左宗棠湘軍和湖北的李鴻章淮軍籌餉。他在兩江任上待了十幾個月，于同治七年（1868）調補直隸總督。同治九年（1870）六月，他奉旨處理天津教案，由于擔心洋人開戰(zhàn)，處死國人以滿足洋人的要求，遭到朝廷清流派和社會輿論的反對，令他十分郁悶。不久奉上諭調補兩江總督，離開了天津這個是非之地。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午后，曾國藩在總督署的西花園中散步，兒子曾紀澤在一旁照顧。曾國藩連聲呼喊腳麻，曾紀澤攙扶他回到書房，端坐三刻，溘然逝去，享年六十一歲。他雖然稱不上長壽，但走得十分舒適，也算是圓滿結束了人生。

曾國藩一生追求完美，在戰(zhàn)爭中建立了罕見的勛業(yè)，并且成功地避免了鳥盡弓藏的權謀陷阱，連同他的家人一起，被他效忠的王朝褒揚為一門忠義，曠代勛臣。從人脈關系而言，他在生前已安排下了繼往開來的格局，門生故舊遍天下，許多人在他的庇蔭下名利雙收，對他感恩戴德。他積極推動洋務運動，制造新式武器和輪船，把中國學子送往西洋留學，被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措施。他還是一位出色的學者和教育家，人們認為他開發(fā)的一整套家教理論和方法有助于后輩成才發(fā)達，熱衷于研習效法。從這些角度來看，他的一生真是完美無瑕，令人羨嘆不已。但盡管如此，他借以揚名于世的軍事生涯，仍然給他帶來了許多罵名。只要太平天國的事業(yè)能夠得到人們的同情，曾國藩這個名字就等同于鎮(zhèn)壓反清農民運動的劊子手，甚至是“元兇”。這是湘軍大帥在追求完美功勛時不可避免留下的硬傷，再一次證明任何事物都存在對立的兩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