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這個會議上國務院研究室還提供了一篇題為《要按客觀的經濟規(guī)律辦事》的文章。這篇文章是胡喬木、于光遠、馬洪三人合作寫成的。其中關于要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guī)律辦事、要明確認識生產的目的是滿足社會的需要、不是為生產而生產這部分是于光遠執(zhí)筆的，三人討論后意見一致。關于規(guī)律的客觀性質是采用于光遠一本書中的觀點，商品生產價值規(guī)律這一部分是馬洪寫的，胡喬木對整篇做了一些斟酌。

(五)在這個會上還有不少有啟發(fā)性的發(fā)言，姚依林就引用了列寧講的“在狼群中要學會狼叫”這句話，講我們今天既然不得不與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就要懂得它們的那一套。

這次國務院務虛會起了開拓視野啟發(fā)人們思想的作用。我認為，說我們的黨正視經濟體制中的問題，重視改革，發(fā)軔于這次務虛會，未始不可。經濟學家接觸經濟體制改革，并開始思考和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比較早，但一直沒有能夠引起黨和政府最高領導層的重視。在“四人幫”被粉碎前要最高領導層接受改革思想，這當然是做不到的。以前我們也使用過“經濟體制改革”的語言，如說改革稅收體制、勞動體制、價格體制、物資體制等等，以致有時人們說20多年我們進行了多次體制改革。但是國務院務虛會上講的改革思想，不是我們以前曾經講過的那些。

雖然，60年代蘇聯(lián)東歐的經濟學家們開始發(fā)表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必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有些國家并且開始了改革的實踐。我國也有了自己慘重的教訓，有了不再把蘇聯(lián)的體制奉為神明的思想。但在經濟體制問題上在性質上開始有新的東西，應該說是始于這次務虛會。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性質上新的東西，才引起最高層中某些領導人的重視。鄧小平不必說了，除他和主持這個務虛會的李先念外，葉劍英副主席就特別重視這個務虛會。他聽了這次務虛會的情況后，認為這個會開得非常成功。

不過，人們必須承認，那個務虛會上關于改革的思想是很初步的，改革的目標還很低。三中全會公報涉及改革的語言只有：

“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fā)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

“現(xiàn)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yè)企業(yè)在國家統(tǒng)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yè)性的專業(yè)公司或聯(lián)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guī)律辦事，重視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干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xiàn)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制度?！?/p>

這一段話講得很好，而且有一些現(xiàn)在都還沒有完全做到。但是在這一段話中，根本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也未涉及發(fā)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問題，未涉及股份制問題，未涉及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改革、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改革的問題，未涉及在一個國家內同一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各地區(qū)可以有多種經濟模式的問題。在當時當然不可能提出這些問題。但是如果那時能夠在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講話這個議題時，用比較多的時間來討論我國的改革開放問題，總可以取得比在公報上所寫的更多的內容。但是中央工作會議要解決的問題太多了，有更加迫切的問題需要提出來。因此雖然會上也有一些發(fā)言講到這次國務院務虛會，但并沒有去討論這個務虛會上接觸到的經濟體制改革問題。

由于中央工作會議的出席者參加過這個國務院務虛會的很少，李先念的講話顯得也比較平，華國鋒也沒有對為什么要討論這個議題做什么說明，更沒有提出要在討論這個議題時研究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因此會議出席者在討論這個議題時，往往和第二個議題即關于兩年計劃合在一起討論，而且沒有講出多少有關改革開放的內容。公報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文字是起草者根據會上并沒有充分展開的意見概括出來的。我認為應該承認公報起草者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公報是三中全會會議參加者正式討論并且通過的，應該承認它是會議的一項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