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我開始求學于芝加哥大學。在入學的最初幾周里，我要接受一系列的指導。在每一次活動完成特定的內容之后，我們都會被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監(jiān)控的區(qū)域。在我們收到的詳細地圖中，標劃出了海德公園（Hyde Park）這一小塊領土的起點與終點：這是安全區(qū)。我們還了解到，除非是眾人結伴，或者參加某個正式活動，否則即便是在界線之外的那些美麗公園也屬禁區(qū)。

結果象牙塔變成了象牙堡壘。我當時住在海德公園的西南側，芝大安排了許多研究生住在那里。我的學生公寓在叢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Avenue）旁邊一棟十層高的樓里。這棟建筑是海德公園與一個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窮困黑人區(qū)的歷史性分界線。只要你曾在美國城市里的大學附近待過一段時間，你就不會對這種對比感到陌生。在分界線的一側，坐落著景色怡人的哥特式校園。校內是優(yōu)越的學生們，大多數都是白人，正在走去上課或者做運動。而在另外一側，則是落魄的非洲裔美國人，正在提供著廉價的勞動力及服務（更換機油、擦洗窗戶、出售毒品），或者在街角行乞。

我沒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閑的時間里，我開始作長途的散步，以了解這座城市。對于一名成長中的社會學家來說，芝加哥的街頭是一場盛宴。我被各種不同文化的街區(qū)和觸手可及的文化與傳統迷住了。讓我很開心的是，這座城市有一個叫做“羅杰斯公園”（Rogers Park）的片區(qū)，混聚著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作為一個來自南亞的移民之子，我成長于南加州的純白人郊區(qū)。與那里不同的是，在這里的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樣，有著自己的族群地盤。

我當時對環(huán)繞在學校四周的窮困黑人街區(qū)尤其感興趣。在這些街區(qū)里有將近半數的人不工作，據說那里是犯罪與幫派活動滋生的街區(qū)，是福利金節(jié)節(jié)攀升的街區(qū)。在1980年代后期，這些城市當中的隔離地帶得到了國家的關注。我曾經常在那里散步，并開始在公園里打籃球，但是我沒有看到任何犯罪行為，而且我也沒有感受到什么明顯的威脅。我好奇為什么學校一直都警告學生對其敬而遠之。

事實上，當地居民也對我非常好奇。這大概是因為當時在那些公園里很少會有非黑人的游客，也可能是因為我當時的穿著稀奇古怪。我被詢問了很多關于印度的問題――大多數我都無法回答，因為我搬到美國的時候還是個孩子。有時我會遇到野餐會，人們也會給我一些他們的黑人風味的食物。當我自稱是個素食者而婉拒的時候，他們會有點迷惑。

但是正如我是這些人的陌生人，他們于我也是一樣。

作為芝大沉重課業(yè)的一部分，我開始參加研討課。在研討課上，教授們提出了一系列社會學的經典問題：個人偏好是如何發(fā)展的 我們能否預測人的行為 教育對于未來幾代人的長期后果會是什么 

回答這些問題的標準模式是展開廣泛的調查，然后運用復雜的數學方法來分析調查數據。這樣就會得到統計描述類型，用以預測為什么一個人可能會得不到一份工作，或者進監(jiān)獄，或者有私生子。制定好政策的關鍵，就是先要展開一項好的科學研究。

我喜歡研究者們提出來的這些問題，但是比較起我在芝加哥街頭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這種討論顯得既無趣又遙遠，既抽象又呆板。尤為令我好奇的是，絕大多數研究者似乎并不喜歡與他們所寫作的人群見面。這并非出自于任何敵意――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好心腸，而是因為與研究對象的實地交談會被認為是雜亂的，非科學的，并且有產生偏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