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引發(fā)口舌官司，大抵因為有人對號入座。不能說對號入座的都不懂文學，也不能說對號入座者不把文學當文學，究竟是作家們自己也有一種說法，就是文學來源于生活，是否高于生活要看作者的水平，生活中的原型該是存在的——便是荒誕不經(jīng)的鬼故事或者離奇科幻也還是有著人類的影子。何況，從屈原時起，中國的文學就走向了一種有所寄托的方式。這種方式的產(chǎn)生還因為從古至今什么時候都有不能隨意說話的狀況出現(xiàn)，雖然不一定有道路以目那么嚴重，但禍從口出的擔憂世代不絕。秉筆直書的那些前人被殺了，后人便學了點乖，再不傻乎乎地童言無忌了，有話不好好說，拐彎抹角曲折回旋地給閱讀者增加困難，這也使得文學這種形式變得繁復可愛起來，給人增加了解謎的樂趣。過去的小說家們都要表明自己的作品有“茶余飯后”供人消食消遣的功能。《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在小說中就寫道：“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于幾首歪詩，也可以噴飯供酒，”來掩其“堂堂須眉”襟懷不展，憤郁不平之意。

但是，這又為另一些尋找真相的人添了不小的麻煩，想要弄清作者寫的是什么，依據(jù)哪只貓畫的虎，以及為什么要把貓畫成虎，從表面的一層意思中看出沒有明說的那一層。這么一深究，往往又給作者帶來麻煩。魯迅寫了《阿Q正傳》便被人追問寫的是誰，魯迅只好寫篇文章說明小說中的那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也有作者故弄玄虛，也有讀者曲解，故弄玄虛與曲解一結(jié)合，五花八門地就更復雜了。知其書能不知其人乎？閉門造車也必有一車在作者的腦子里，不然何以造出的車從來沒有方形輪的呢？龔自珍曾經(jīng)寫過幾首詞，有人發(fā)現(xiàn)詞中隱藏著這位才子與另一位女才子顧太清的一段隱情。龔自珍自己沒有像晏幾道為其父親晏殊辯解說那些艷情的詞寫得只是“空中語爾”，是想象力的產(chǎn)物，這就成就了龔顧說不清道不明近乎緋聞一樣的故事。一首詞或者一首詩畢竟簡單，講來講去也沒有太多發(fā)現(xiàn)，但一部《紅樓夢》就不同了，里面太多的人物、太多的情節(jié)、太多可資證明的證人證言證物，使得這一探索成為綿綿無絕期的事業(yè)。何況，《紅樓夢》里明白說道是“真事隱”，是“假語存”，而“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這就使得這種探索有了看似可靠的依據(jù)，便有人認真要弄清真相。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真是好看，雖然我并不完全認同他的那些證據(jù)確鑿的比附，但那種對于清朝事跡的熟知程度，讓我不得不佩服學者的學識與見識。若不是清朝那些事兒裝在腦子里，哪里聯(lián)想得出“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指的是太子胤礽。寶玉“一日呆似一日，也不發(fā)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象吃，睡不象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與胤礽罪狀中的“居處失常，語言顛倒”等語相應，余者如林黛玉、薛寶釵、史湘云、劉老老等皆有所指，并對應著各自的史實軼事。民國人作學問還真認真，一一查證相似之處，后來就有人急功近利了，把文學想象加進來，順著思路一直追查下去，紅樓人物的發(fā)展便按照想象的軌道運行。其實，這也是一種必然，前面既然引證得正確，后面必然順勢而走。曹雪芹再怎么出名，那也是古人，即使現(xiàn)在言論自由開放，他也沒辦法對人解釋自己的真實意圖，即使他聽人驢唇不對馬嘴地解釋他的著作，他也沒辦法站起來大怒表示反對。這樣，誰說什么說完了都可以安然入睡，全不用擔心明天被人起訴需要上法庭申辯。

于是對紅樓夢索隱的興趣代代相傳，不乏其人。這是一種樂趣，一種把虛構(gòu)人物與現(xiàn)實對接的探索。文學最大的好處是讓讀的人產(chǎn)生共鳴，當一部作品讓讀者說寫的是我或者寫的是某某人時，他才會覺得作者真了不起。隱私雖然不容侵犯，但人對隱私的興趣卻更大。那些娛樂明星們生孩子的事也是頂大的新聞，萬一無意走光，那就如艷照門一般了。

魯迅回答了小說人物是拼湊起來的后，似乎了結(jié)了對阿Q的種種猜測。作者都說了不是你，你非要說自己是阿Q，非說那個細節(jié)是你的隱私，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但不知是否還會有人私下嘀咕，那阿Q的鼻子是依照誰的來的呢？還有衣服，還有眼睛，還有小D的癩頭等等等等。嘀咕是嘀咕，到底沒見誰發(fā)表文章提問，這事就當從來沒有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