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子：作為一個間斷性的刊物，本卷《堅持》的詩歌部分首先拒絕了女性作者，這多少有些殘酷和無情。其次是伊沙的作品。前者是因為她們（指已寄來作品的女性作者）沒能寫出讓我們滿意的詩歌或女性詩歌，而后者還沉湎于慣性寫作及自我模仿之中。但我們并不拒絕女性詩歌和今后的伊沙。

伊沙：我要感謝廣子，不管他說得準(zhǔn)確與否，起碼都引我回視自己的詩歌。有人喊：“狼來了！”不一定馬上就來，但我知道狼有隨時要來的可能。我也非常欣賞廣子的方式，把對某人的拒絕直接寫進(jìn)刊物的前言中，這是光明正大的方式。不像“知識分子”，大小破事都喜歡暗著來。

葉延濱：伊沙的詩是后現(xiàn)代的詩。后現(xiàn)代詩歌可以寫得好，可以寫得讓人讀懂，伊沙就是個例子。讀不懂后現(xiàn)代的人們，讀了伊沙之后，句句明白，但明白之后還說不明白：“詩難道可以這么寫么？”伊沙的黑色幽默，伊沙的調(diào)侃語態(tài)，都從另一個側(cè)面展示了我們的生存狀態(tài)。當(dāng)然，這里也需要一個“度”，失去節(jié)制也就不是伊沙的詩，而是伊沙的侃大山了。

伊沙：我完全接受葉先生的意見。對于一個比較“放”的詩人，“度”尤其重要，在我心中。

石天河：……我順便要談到你們第三期上，以伊沙的《哀哉屈子》作頭條，我感到，這會使讀者一看就產(chǎn)生一個印象，以為你們又是一家“搞怪”的刊物。伊沙這個青年詩人，在“第三代詩人”中，與于堅等人不同，他喜歡用粗鄙語言入詩，因而有“四大痞子”之一的名聲，他的詩，如《餓死詩人》，顯得有真情，有激憤，因而近年曾獲得一些好評。但他的詩，如何評價，還是存在問題的。如果就這樣“粗鄙”下去，不消多久，人們便會厭倦。而且，這首《哀哉屈子》里面，竟然說屈原是“以做娼妓的滿腹辛酸”云云，這除了矯作的“反傳統(tǒng)”狂怪姿態(tài)以外，就只是嘩眾取寵，根本不是“前衛(wèi)”精神。我前些時，看到《臺灣詩學(xué)季刊》上，臺灣的一位詩評家批評于堅的《0檔案》說“前衛(wèi)就是搞怪”。伊沙也類似，并且，有過之無不及。所以我以為不應(yīng)過分高估這樣的詩，它根本談不上藝術(shù)。

伊沙：石老前輩，在此我只想與您溝通一點，也只是向您交代一個事實，把屈原比作一個娼妓不完全是我的發(fā)明（如果是的話我足以堪稱“偉大”），而是從司馬遷那兒偷來的，司馬遷沒有具體說屈原，說的是你我，說的是讀書人全體，他被騸了，然后成為最有力量的人。他這么說只是為了“反傳統(tǒng)”、“狂怪姿態(tài)”、“嘩眾取寵”？至于我不過是在傳統(tǒng)中取了它不多的一點好東西罷了。

沈奇：當(dāng)然，就作品而言，我們可以在深入探究之中發(fā)現(xiàn)許多遠(yuǎn)未成熟和完善之處，比如缺少必要的控制和加強，缺乏對“詩藝完美”的難度追求，過于偏重敘述性語言且大多是線性地展開，缺少意象的點染和層面的深入，造成一些作品顯得太隨便粗鄙，一些作品感覺平面和直露，而總體的藝術(shù)效應(yīng)則總是多于轟擊而少于滲透，加之幾乎完全放棄了詩歌語言特具的音樂性，弄不好就會掉進(jìn)“一次性消費”之陷阱（這便是我前面說的“鋌而走險”，其深層的理論問題，有待另文探討），而對于詩這種“文學(xué)中的文學(xué)”來講，則是最本質(zhì)性的偏移和失誤……。

伊沙：沈兄，一起度過了很多年，很多觀念現(xiàn)在都該重新另說了對吧？我們經(jīng)常討論的……

逸子：伊沙在一開始就陷入了本身選擇的局限。這一局限成就了他的猛烈、驕橫，也造成了他無法從語感逃離的結(jié)果。一個壞孩子所做的一切最終將成為文明的一塊傷疤，伊沙連同他的聰明一起清晰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伊沙=文明的輕傷。伊沙在人與非人之間的選位造成了一些人的喝彩，這是對其聰明的承認(rèn)，也是對其不徹底的承認(rèn)。

伊沙：逸子，你小子那雙咪咪眼兒也太他媽毒了！我無話可說。

于堅：在伊沙的非道德化寫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對既定價值的懷疑和否定，而不是他對語言的攻擊。他是一個更傾向于說什么而不在乎如何說的作者，他的作品不是在能指的向度而是在所指的向度上展開的。他憤怒攻擊的不是詩，而是志。因此，他的貌似激進(jìn)的反傳統(tǒng)姿態(tài)恰恰與傳統(tǒng)的“詩言志”吻合。他的許多詩都有現(xiàn)代箴言的特征。這種寫作也有著某些危險的致命因素，說什么的詩人，如果激情得不到（語言的或修辭手段的）有效控制，很可能就會成為如歌德指出的那類“被扣押的議會發(fā)言”。

伊沙 ：于師傅（你不要笑），你說我不攻擊語言，這好像不符合你一直掛在嘴邊的“柔軟”，詩人和語言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不是應(yīng)該更“柔軟”（與生存的關(guān)系相比）？我知道你是在說我的詩沒有把語言“搞亂”，像《0檔案》那樣。我太熟悉你們“老三代”談詩的語碼：說什么--如何說，所指--能指，詩言志--詩言詩，前者都屬于層次較低的一類，于師傅是在說我等而下之。我只想反過來問你一句：我的“說什么”用賀敬之的“如何說”能不能“說”出來？我的“說什么”用北島的“如何說”能不能“說”出來？我的“說什么”用于堅的“如何說”能不能“說”出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你就可以明白我的“說什么”是我的“如何說”發(fā)揮了作用。什么是“被扣押的議會發(fā)言”？我不懂。請教飽讀經(jīng)書的秦巴子，也說不懂。但我知道，我在對修辭的認(rèn)識、對傳統(tǒng)的理解和對說法（理論？）的信任程度上與于師傅出現(xiàn)了較大分野。因為十年前詩歌上的師徒關(guān)系，這也是我樂意看到的局面，如果我還有救，那么遲早有一天，我會與我把自己安放其中的“文明的序列”一刀兩斷！下面的話可能多余，因為是昨日的弟子評點今天的師傅：于堅太愛自己了！他真愛的只是自己的詩。他人只是他閱讀上的酌情搭配而已，比如他喜歡張愛玲，他喜歡周作人而批判周樹人，他喜歡呂德安、楊鍵、朱文，都是比他本人更“柔軟”的閱讀對象，一如男人喜歡女人。所以我從不信任于堅的評論，因為在他的評論里，經(jīng)常是作為獅子的同行沒有作為閱讀對象的羚羊更有力（因為沒有后者美麗）！

看來，這個對話并不成功，至少從某個角度來說是如此。能夠讓我完全接受的意見并不多--從這一點上說我自己做到了“真誠”。而從文章的結(jié)構(gòu)上說，這一部分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本來你就是來做自我批判的，可連別人的意見你都接受不了。但我以為自我批判不是“戲”，自我批判者也不是“戲子”，我該警惕的是這樣一種矯情--你說我是屎，我就說我是廁所，怎么樣？我對自己夠狠因而夠境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