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弱舊制度的那些變化在西歐是非常明顯的。從某些方面來說，它們是經(jīng)濟革命。相對于19世紀或20世紀而言，18世紀經(jīng)濟變革的步伐要緩慢一些，它沒有如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那樣的政治劇變充滿戲劇性。然而，從長期來看，經(jīng)濟“革命” 的結果與1776年和1789年的政治和社會革命的結果完全具有同樣的革命性。

1.商業(yè)和財政（1713—1745）

歐洲許多基本的商業(yè)活動機構在1715年之前就已經(jīng)發(fā)展起來，如文藝復興時期的銀行與保險公司，還有16世紀特許的貿易公司。重商主義在菲利普二世時的西班牙、路易十四和考伯特時的法蘭西、1651年到18世紀早期時的不列顛就已經(jīng)發(fā)展成熟。由于受到不斷增長的人口和食品需求的刺激，海運貿易得到穩(wěn)步增長，它成為加速商業(yè)發(fā)展步伐的一個主要力量。

海上?易的增多加大了對于輪船和貨物保險的需求。18世紀之初，倫敦的海上保險經(jīng)紀人就聚集在倫巴第大街的愛德華·勞埃德咖啡館里討論商業(yè)、新聞和政治。由此誕生了倫敦的勞埃德公司，一個發(fā)展出海上保險政策的標準形式并發(fā)行了最早的詳細而精確的航運報紙的公司。從咖啡館這一非正式環(huán)境中誕生的另一個偉大的倫敦機構是證券交易所。

海上保險的繁榮，部分是因為改善了的海圖、燈塔與浮標裝置使航海更加安全。船長通過使用兩種新的工具，能夠確定他們在海上的地理方位，這兩種工具是六分儀和航海表。六分儀是一種精巧的望遠裝置，可以測量出正午?分太陽的高度，從而指明輪船所在的緯度。航海表是一種不受輪船運動影響的鐘表，能夠保持在格林尼治平均時間（穿過倫敦附近格林尼治的子午線的時間）。這兩種新工具也使得可能對輪船的經(jīng)度做出計算。

在陸地上，交通和運輸方面的改進開始得非常緩慢。除了相對好的法蘭西大路，歐洲幾乎沒有寬闊的道路。商品的陸路運輸仍舊速度慢、不安全、價格昂貴，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750年，之后收費公路和運河的建造才逐漸改善了這種狀況。

商人們面臨著限制性的行會規(guī)章、許多不同的硬幣和度量衡以及大量的地方通行費所設置的障礙。例如，瑞典只鑄?了銅幣，包括一種重達43磅的銅幣。巴登是一個較小的德意志邦國，它有112種不同的量度標準，對干貨有65種，對液體有123種，對谷物有163種，更不用說還有80種不同的以磅為單位的稱量標準。甚至在相對一體化和中央集權化的法蘭西，各種地方稅和其他的國內貿易障礙也仍舊存在。

地方既得利益的殘存表明，重商主義國家在權力上有許多局限。盡管重商主義需要以國家為基礎的商業(yè)規(guī)章，但是18世紀的政府沒有一個有能力使全國性的規(guī)章生效。奧地利、普魯士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國努力使重商主義轉化成為一種叫做卡麥拉主義（cameralism,此名稱來自于?馬教廷的財政部，是處理財政收支的委員會或議事機構）的更加系統(tǒng)的政策。它們的主要目標在于安排國家預算，特別是增加國家歲入。其他國家則通常嚴重依賴私人公司和個人來執(zhí)行經(jīng)濟政策。

所以，英國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其殖民地禁區(qū)內所實行的不僅是一種貿易壟斷，而且是實質上的統(tǒng)治權，包括駐軍和指揮外交的權利。發(fā)明家獨自行事，而不是在政府的機構中工作。總體來看，個人首創(chuàng)精神所完成的事情要多于政府所做的，盡管這種首創(chuàng)精神也會失控，正如世紀早期的兩次投機性繁榮所表明的那樣：法蘭西的密西西比投機泡沫（the Mississippi Bubble）和英格蘭的南海投機泡沫（the South Sea Bub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