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言

哈維·曼斯菲爾德

在這部譯作中，我們將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史》的書名翻譯為Florentine Histories，而不是更為常見但也更不準(zhǔn)確的History of Florence。這一選擇同我們在翻譯過程中一直堅持的忠實原文的傾向是一致的，但這也顯示了一個特殊的疑問，即馬基雅維利在《佛羅倫薩史》中是否在寫一部如我們通常所知的"歷史"？

馬基雅維利的這部著作同當(dāng)今的一部歷史書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它選擇了一個敘述對象：佛羅倫薩；它描述了一個特定時期：從佛羅倫薩城的起源直至1492年洛倫佐·德·梅迪奇的去世；并且，它呈現(xiàn)了一個問題或主題，即佛羅倫薩內(nèi)部引人注目的仇恨與黨爭的起因。然而，這并非一部我們所熟悉的那個意義上的佛羅倫薩史，它要求佛羅倫薩具有或已經(jīng)具有一種歷史。馬基雅維利并不是在指涉一個研究對象的意義上使用"歷史"（istoria）一詞的。然而，對于我們而言，歷史既是研究對象又是研究本身；對于馬基雅維利而言，歷史顯然是不同于歷史本身的某種東西。因而，當(dāng)他說"我們的歷史"或"我的這部歷史"的時候，他指的是一種研究或一種探究，他也稱之為"我的敘述"或"我的描述"或"我的事業(yè)"（參見獻辭）。并且，由于他在頭腦中并未將歷史看成一個對象，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在復(fù)數(shù)意義上說"佛羅倫薩史"（Florentine histories）--與我們今天的用法相反，今天的用法承認撰寫過許多部佛羅倫薩史，但否認佛羅倫薩擁有不止一種歷史。進一步地與當(dāng)今的做法相反，馬基雅維利不是在談?wù)?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對他而言，歷史就是歷史編纂。

因而，馬基雅維利對"歷史"一詞的使用足夠引起我們懷疑，《佛羅倫薩史》是否是如我們所知的歷史？但是，我們所知的歷史也許永遠都不會讓我們有其他的設(shè)想。正如我們所知的那樣，在作為一個對象以及一項研究的意義上，歷史把馬基雅維利包含在一種語境之中，這種語境不能不同我們的語境以及我們的歷史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他的歷史語境既包括他那個時代的事實，那些事實影響過他的歷史書寫，也包括他那個時代的歷史編纂風(fēng)格，連同支撐著那些歷史編纂方法的歷史觀念。

從后者開始講起，我們發(fā)現(xiàn)在馬基雅維利之前的歷史學(xué)家（以及編年史學(xué)家）都在他們的歷史著作前冠以復(fù)數(shù)形式的歷史（histories），首先是萊奧納爾多·布魯尼（Leonardo Bruni）的《佛羅倫薩史》（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更重要的是，他們的那些歷史體現(xiàn)了某些在今天的歷史著作中不會出現(xiàn)的特點：將歷史分成若干卷，并冠以一般性的、非歷史的引言緒論；虛構(gòu)了現(xiàn)場發(fā)表的演講，仿佛它們是逐字逐句或原封不動地被記錄下來的；而且突出再現(xiàn)了一部政治史，忽視了經(jīng)濟、文化、社會和智識的歷史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暗示政治史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歷史。馬基雅維利采取這些人文主義歷史編纂慣用的手法表明，他的歷史觀念、甚至歷史語境都有別于我們。

在序言中，馬基雅維利說他這部著作的目的是"寫一部佛羅倫薩人在國內(nèi)外（或內(nèi)政外交）的歷史"。在本書第一卷中，如同他在序言中所說，他敘述的是"自羅馬帝國滅亡到公元1434年發(fā)生在意大利的所有事件"。他展現(xiàn)了意大利從蠻族入侵一直到1434年"不同的君主在不同時代是以何種方式統(tǒng)治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的起源在蠻族入侵之前，從書中第二卷第2節(jié)中我們知道，其時正值羅馬共和國解體；然而，我們會說--并且馬基雅維利似乎也是這個意思--他的第一卷將佛羅倫薩置于"情境之中"。困難在于，他將此情境稱為"我們普遍的論述"（第二卷第2節(jié)）。盡管第一卷看起來僅僅是對發(fā)生在意大利的諸多事件的一個敘述，馬基雅維利賦予它的意義卻遠遠超出了歷史范疇。另外，以下七卷的每一卷都是以討論某個非歷史的一般性主題展開的：殖民地、平民與貴族之間天然形成的對立、自由與放肆、治亂的自然循環(huán)、戰(zhàn)爭勝利的好處、有"派系"的紛爭和無"派系"的紛爭之間的區(qū)別，以及陰謀。誠然，馬基雅維利非常典型地以一種看似歷史的方式在各個方面比較了古人與今人，但是他此舉是為了解釋古人德行的出類拔萃，而非僅僅引出一種歷史語境下的差異。

在他寬廣的世界觀中，以及在他對城邦的興衰和城邦內(nèi)部紛爭的關(guān)注中，馬基雅維利注意到了"歷史變化"的事實，正如我們會說的那樣。但是，他對其解釋卻大異其趣。對他而言，歷史變化要么是自然的運動，也許并非隨機的，但也并非按人意所愿的；要么是人意所愿的命令和安排（"秩序和模式"[orders and modes]，見序言和第八卷第29節(jié)）。由于自然的運動不能使人感到安全或愉快，它們對人而言是"命運"，時好時壞，然而永遠都不可靠；因為自然在我們看起來就像命運，事實上，它被簡化為命運。哲學(xué)家首先辨明了恒常不變的自然和變化無常的命運，與此種古典的對立觀點不同，馬基雅維利在此問題上采用了普遍的態(tài)度，他認為無論自然還是命運都是不可信的。因為通過人類德行（human virtue）所創(chuàng)造的人類秩序是用來克服這種無依無靠的感覺，并用來建立可靠的準(zhǔn)則和狀態(tài)的，所以，歷史的語境必須被理解為德行和命運之間的一種競爭?；蛟S在某個歷史時刻，德行確定無疑地贏得了這種競爭；但是，由于它解釋歷史，這種競爭本身不是歷史的，并且不會由歷史來決定。如果德行和命運之間的競爭就是歷史語境的話，那么，歷史的語境就不是歷史。這就是為什么"歷史"這個詞對馬基雅維利來說意味著一項研究或探究，而不是指作為一個對象的歷史。

為了自夸其歷史著作的價值，馬基雅維利在序言中做出了一個聲明；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非歷史的，但卻符合人文主義歷史編纂的做法。"共和國任何發(fā)生變化的事例"，他說，"對于那些閱讀自身歷史的人而言，變化越大，越有益處。沒有任何其他共和國遭受的黨爭狀況比佛羅倫薩更顯而易見"。他為他的讀者們提供了一個實踐的和理論的歸納，任何一個都與我們所關(guān)心的歷史問題毫不相似。對我們而言，一位歷史學(xué)家被認為是超越"一個人自身"的關(guān)切，并且不會容忍選擇一個對他自己國家有利的課題。然而，他也并不只是從歷史事實中提煉，以至于相信他的主題僅僅是某種普遍范疇的一個"范例"，對于它的選擇必須通過一個理論興趣（比如，共和國）加以合理辯護。如果佛羅倫薩僅僅是共和國的一個范例的話，那么，就很難在《佛羅倫薩史》與馬基雅維利另外兩部更為理論化的著作《君主論》和《李維史論》--即在歷史與政治科學(xué)--之間找到一條界線。確實，《佛羅倫薩史》主要關(guān)注的是一個共和國，而不是像一本政治科學(xué)著作所要求的那樣關(guān)注所有的共和國與君主國。但是，《李維史論》主要關(guān)注的也是一個共和國（羅馬），《君主論》則主要是關(guān)于君主國的。更重要的是，讀者不久就會發(fā)現(xiàn)，佛羅倫薩共和國的領(lǐng)袖常常被馬基雅維利稱為"君主"，它也一度被稱為君主國（第一卷第26節(jié)），其典章制度、行為舉止與君主國更有諸多相似之處。難怪許多學(xué)者嘗試在他的《佛羅倫薩史》中尋找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科學(xué)：在書中各卷的開篇語當(dāng)中以及貫穿始終的精辟論斷中，這是顯而易見的，因而不難發(fā)現(xiàn)。在第八卷第1節(jié)中，馬基雅維利讓他的讀者去參考《李維史論》中關(guān)于陰謀的一個更為詳細的討論，而不是更為抽象或科學(xué)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