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馬基雅維利還是對他自己的"歷史的尊嚴和真實性"感到非常自豪（獻辭），就如同人文主義歷史學家們一樣，都公開地聲明說出了真理。因此，最好這樣去推斷，馬基雅維利和人文主義者持有的歷史真實性（the truth of history）觀念并沒有賦予歷史事實以絕對性。在他們看來，事實需要填充一些觀點，而這正是歷史學家的職責；在缺乏文字資料和歷史見證的情況下，為了達到歷史的真實，他必須推測出人的意圖，并通過演講清晰地將該意圖表現(xiàn)出來，為活動添加意義。一旦那些演講已經(jīng)被記錄下來，他甚至可以為了它們自身的益處，不得不改動它們。因此，在人文主義者（以及古典主義者）的觀念中，歷史真實不僅與愛國主義和修辭相得益彰，而且本身就需要它們。歷史真實不是簡單地不同于歷史學家今天稱之為"神話"的東西，它必須以某種方式與神話相輔相成；因為任何人，即使是歷史學家，都有一個祖國（patria），因為所有事實都需要用言語加以解釋，以獲得意義。為了真實，歷史學家可以--或者必須--對他所敘述的活動進行評判。但是，如果他的評判要服務于一個實際的目的，并且要為他所針對的讀者接受，它必定看起來是愛國主義的。以歷史事實的絕對性來評價，這種觀念在今天所從事的歷史研究中是不能允許的，更不用說鼓勵了。但是，在將這種歷史真實觀念斥責為古怪和原始的之前，我們應當相信，我們的歷史學家也會遭遇--或者說成功避免了--歷史應該是愛國主義的和解釋性的要求。

在主流的論述形式之外，馬基雅維利那個時代的一些事實--對他的寫作產(chǎn)生壓力和影響的政權--是其歷史語境的另一個因素。這些事實會聚到一個焦點上，那就是馬基雅維利同梅迪奇家族的關系，這是在他寫作《佛羅倫薩史》期間統(tǒng)治佛羅倫薩的家族。馬基雅維利是在1520年11月8日應樞機主教朱利奧·德·梅迪奇之邀，接受委任撰寫這部著作的；而在該書完成的時候，朱利奧已經(jīng)被選立為教皇克萊門特七世。當馬基雅維利在1525年5月將八卷本的《佛羅倫薩史》呈現(xiàn)給教皇時（從獻辭的第二句話來看，他可能還希望寫更多的內(nèi)容），他既在向他城市的世俗統(tǒng)治者又在向教會的統(tǒng)治者致以敬意。在他的獻辭中，他介紹自己是一位謙卑的仆人，馬基雅維利承認，當一個人接受委托寫作時，確有阿諛奉承之嫌。然而，他自豪地宣稱他的"歷史的尊嚴和真實性"。他在獻辭的一開始說他是被委任這項工作的，但在結束時卻稱其為"我的事業(yè)"；而在接下來的序言中，他非常堅定地稱：當"我最初下定決心寫……"時，我"計劃……"。然后，接受了那項任務，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主意，他著手呈現(xiàn)他的那部以"公元1434年"為中心的歷史輪廓，那一年，梅迪奇家族在佛羅倫薩城取得了最高權力。馬基雅維利絕非對他在其著作中選擇的這個關節(jié)點的歷史語境一無所知，而且我們從他的文章中可以了解這個語境。事實上，瀏覽他的全部著作可以讓人這么說，《佛羅倫薩史》是他最身臨其境的一部著作；在其中，他將那些強烈影響著他的勢力變成了他思考的對象，而他對那些勢力既無法置身其外，也無意趨炎附勢。這也許就是為什么《佛羅倫薩史》--與《君主論》及《李維史論》不同--對于政治學的創(chuàng)新和建立貢獻甚微，并且沒有思考"新君主"或"新的模式與秩序"；這些分別是那兩部著作的主旨，按照他自己的話說，他已經(jīng)在那兩部著作中傾注了他所知曉的一切。與此對照，在《佛羅倫薩史》中，他說他竭盡全力讓每個人都滿意，而且"不違事實"。

馬基雅維利留存下來的信件中有兩封信包含了有關《佛羅倫薩史》的一些評論，而另外一個評論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年輕友人多納托·詹諾蒂（Donato Giannotti）記錄下來的。所有這三份文件都表明他對自己所處語境的關注，并暗示他是如何應對的。在他于1521年5月19日寫給圭恰迪尼的信中，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