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citus, Histories, II 6, 8; III 2-3, 8, 15-26, 46-49, 52-53, 58-65, 78; IV 39, 80.

]關(guān)于這些例子，史書中俯拾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每個當前活著的人都知道孔薩爾沃·費蘭特為阿拉貢的國王斐迪南在那波利王國與法蘭西人作戰(zhàn)，他歷經(jīng)多么大的辛勞，憑著多么大的能力，才征服并贏得那個王國；而作為勝利的獎賞，他所得到的卻是，斐迪南離開阿拉貢并來到那波利之后，首先解除了他對士兵的指揮權(quán)，然后剝奪了他的要塞，最后帶他跟自己一起到西班牙，不久之后他便在那里默默無聞地死去。[圭恰迪尼指出，孔薩爾沃·費蘭特去世時既富有，也不乏榮耀，見Francesco Guicciardini, Considerazioni interno ai Discorsi del Machiavelli（in Machiavelli, 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ed. C. Vivanti, Turin, 1983, 557）。另參見馬基雅維利的詩作《論忘恩負義》163-165。

]因此，君主們有這種猜疑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他們自己也無法阻止這種猜疑；并且要他們對那些在他們麾下勝利地完成了重大征服的人，習(xí)慣于表示感恩，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對于君主自己無法克服的事情，如果人民自己也無法克服，這不是令人驚奇的事，也不是值得特別關(guān)注的事。因為，一個過著自由的生活的城邦有兩大目標：一個是獲取，另一個是維護自己的自由；在這兩件事情上由于過分熱衷，它很可能犯錯誤。關(guān)于在獲取方面的錯誤，我將會在適當場合說到。[D I 30.

]關(guān)于為了維護自己的自由而犯的錯誤，除了別的之外，還包括以下這些：傷害它本來應(yīng)該獎賞的公民，懷疑它本來應(yīng)該信任的公民。雖然在一個已經(jīng)變得腐敗的共和國，這些行為可能是導(dǎo)致重大災(zāi)難的原因，并且在許多時候致使它更快走向?qū)Ｖ?如同羅馬在愷撒身上所發(fā)生的那樣，[Plutarch, Julius Caesar, 29, 46-47.

]因為愷撒通過武力強取他因為人民忘恩負義而不給予他的東西；但是，在一個尚未腐敗的共和國，這些行為會帶來重大好處，可以使它更持久地過自由的生活，使人們因為害怕懲罰而變得更好和不那么有野心。確實，在所有曾經(jīng)擁有過霸權(quán)的人民中，由于上述原因，[D I 28.

]羅馬是最不忘恩負義的；因為關(guān)于它的忘恩負義，可以說，除了西庇阿的例子之外，[Livy, XXXVIII 50-60.

]再無其他例子，而科里奧拉努斯[Livy, II 33-35.

]和卡米盧斯[Livy, V 32, 46, 49.

]被流放是因為他們二人對平民的傷害。但是，前者得不到原諒是因為他始終保留自己對人民的敵對情緒；后者不僅被召回羅馬，而且在他生命的整個時期里都像君主一樣受人敬愛。

但是，對西庇阿的忘恩負義源于公民們開始對他產(chǎn)生的一種猜疑，而對其他人則不曾有過這種猜疑。這是由于被西庇阿打敗的敵人[指漢尼拔。

]的強大，是由于一場如此長期而危險的戰(zhàn)爭的勝利給他帶來的名聲，是由于這場勝利的迅速，是由于他的年輕、精明和其他一些令人難忘的美德使他獲得的那些支持。這些事情是如此重大，不僅市民老百姓，就連羅馬的官員也害怕他的權(quán)威；這件事令那些明智的人不高興，因為這在羅馬很不尋常。他的行事方式似乎與共和國的體制如此不相容，以致被人視為圣賢的卡托·普里斯庫斯[卡托·普里斯庫斯，應(yīng)為馬爾庫斯·波爾基烏斯·卡托·普里斯庫斯，也譯“老加圖”或“老伽圖”。

]是第一個反對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