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服難倒國王

先離開硝煙紛飛、刀光劍影的近代，看看在更久遠的年代里，中國人采用“新事物”的實例。從這些例子中無疑能看出中國人性格的原型。

回到公元前300年。

當(dāng)時是中國的戰(zhàn)國時代。

趙武靈王這位英明君主，決定采用異族胡的服裝。

當(dāng)時，傳統(tǒng)的三人乘戰(zhàn)車的戰(zhàn)法，已經(jīng)向步兵戰(zhàn)、騎兵戰(zhàn)轉(zhuǎn)變。

對新的戰(zhàn)法來說，帶鉤收緊、上下身分開的胡服，比起當(dāng)時寬袍大袖、一件到底的“中華”服裝，更利于騎馬和步行。中華之國的趙國，采用了胡人的這種服裝，組成了“胡服騎射”的機動部隊。

這時已是戰(zhàn)國末期，在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之前。據(jù)《史記》記載，趙武靈王宣布：“吾欲胡服?！贝嗽捯怀?，“群臣皆不欲”。

司馬遷在《史記》中，不惜筆墨記載了趙武靈王說服重臣和公子成等反對派的經(jīng)過。

公子成對著夷狄之服十分抵觸，稱病不參加“胡服參朝”（著胡服拜見國王），并派使者轉(zhuǎn)達了自己的意見：

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學(xué)者，離中國，故臣愿王圖之也。

聽了這番話，趙武靈王親自去探望公子成，耐心地說服他：

鄉(xiāng)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圣不能同。

趙武靈王同時對反對胡服的趙文、趙吉等重臣說：

先王不同俗……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趙武靈王邏輯井然地說服了眾人。

這是公元前300年的事，武靈王的觀點相當(dāng)理性。不得不佩服趙武靈王的思路整然。

失去慣有的“簡潔”的司馬遷之筆

司馬遷執(zhí)筆《史記》，是在胡服騎射一百五十年后。這里還要考慮到其間秦漢更迭，發(fā)生過巨大變革。

對于胡服騎射，生在那個時代的人的想法，和記錄的人的想法，一定會有差異。

盡管如此，在讀到《史記》的《趙世家》時，我不禁感到，寫至胡服騎射這一段，司馬遷忽然失去了慣有的簡潔文風(fēng)。

從“吾欲胡服”到“遂胡服，招騎射”，共用了1375個字。

戰(zhàn)國時期最戲劇化的事件——吳越?jīng)Q一死戰(zhàn)，司馬遷在《吳太伯世家》中只用了89個字，《越世家》中也只用了305個字。

在這些短小的篇幅中，司馬遷記載了越王勾踐欲赦吳王夫差，但夫差卻說“我已老，死后無顏見伍子胥”，然后自殺而亡的悲劇。夫差曾經(jīng)破越，不聽重臣伍子胥的勸諫放過了勾踐。記載如此曲折的吳國滅亡史，所用文字極為簡練。

如此一一列舉文章的字數(shù)，或許無聊。吳的滅亡，在司馬遷惜墨如金的筆下，反而顯得余韻悠長：

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

越王勾踐對曾幫助過自己的吳國生出同情之心，名臣范蠡如此勸誡他。越王出于仁義之心，仍不忍拒絕使者。范蠡當(dāng)機立斷鳴鼓進軍，驅(qū)逐前來求降的使者。吳國使者悲泣而去。越王慈悲為懷，欲救吳王一命，下令讓吳王去舟山列島統(tǒng)治百家。但是，吳王辭謝后自殺。

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

全用史實，沒有一句多余的話，吳國滅亡的悲劇，栩栩如生地浮現(xiàn)在眼前。

相比之下，對胡服騎射的敘述則顯得十分冗長。為什么不用“十九年春正月，武靈王胡服招騎射，以報先王之仇”一句交代過去呢？只不過是把長袍大袖改成了上下兩截套裝這樣一件小事而已。

當(dāng)采用新事物時，中國人的顧慮之深、程序之繁瑣，通過《史記》的這段記述風(fēng)格就能看出來。

司馬遷的時代，漢帝國正在與匈奴死斗，儒教正式被奉為國教。除了儒教的名分論之外，戰(zhàn)爭培養(yǎng)出的敵愾心所產(chǎn)生的“華夷有別”的思想，無疑正在高漲。因此，即使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但若只用一行文字來記錄采用夷狄風(fēng)習(xí)這件事，恐怕不能服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