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碑”與“南帖”

一般書法論述也習慣把“碑學”與北朝連在一起，稱為“北碑”。以二王為主的“帖學”，自然就被認為是流行于南朝文人間的“南帖”。

“北碑”、“南帖”的說法沿襲已久，大家都習以為常，其實卻可能是一種太過粗略的籠統(tǒng)分法，容易造成很多誤解。

“碑”還原到原始意義，還是指石碑上用刀刻出來的文字。這些石碑文字，最初雖然也用毛筆書寫，但是一旦交到刻工手上，負責石刻的工匠難免會有刀刻的技法介入，改變了原來毛筆書寫的線條美感。

北朝著名的“張猛龍碑”、“龍門二十品”，許多線條的性格不是毛筆容易做出來的，很顯然是石匠在刀刻的過程中，表現(xiàn)了刀法的利落、明快、剛硬?！褒堥T二十品”許多是墓葬祭祀刻在佛像周邊的記事文字，很多是社會底層百姓的制作，文化層次不高，書寫者不一定是有名的書法家。因此，負責刻石的工匠更有機會照自己的意思去改變字體，改變筆法為刀法，甚至改變原有書寫的字形，也偶爾出現(xiàn)別字錯字，卻開創(chuàng)了一種與文人書寫分道揚鑣的書法美學。他們原是無心插柳，后代書法家為了制衡文人書法的甜媚，反而從這些樸拙的民間書法中得到了靈感。

因此，“碑”與“帖”的問題，或許并不只是北朝書法與南朝書風的差別。

清代金石派大力贊揚的“爨寶子”、“爨龍顏”兩塊石碑，屬于晉人書法，石刻的地點在云南，并不屬于北方，一概稱為“北碑”就失之籠統(tǒng)。

一九六五年在南京出土的“王興之夫婦墓志”、“王閩之墓志”石刻，刻于東晉咸康到永和年間，永和九年（三五三年）正是王羲之寫“蘭亭序”的一年。

王興之、王閩之也是王氏南渡家族中的精英文人，但是從墓志石碑的字體來看，卻完全與“蘭亭”不同，與王羲之書風不同，與“南帖”的所有字體都不相同。

這塊王家在南方出土的墓志，引發(fā)學術(shù)上極大爭辯，當時中國古史方面的權(quán)威人物郭沫若就據(jù)此寫了否定“蘭亭序”的論述，認定“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從文章到書法都是偽造的。

郭沫若的說法驚世駭俗，但是把同樣年代的“王興之夫婦墓志”和“蘭亭序”放在一起排比，的確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字體與書法風格。

“王興之夫婦墓志”書體不像“南帖”，卻更接近“北碑”，字體方正，保持部分漢代隸書的趣味，卻已經(jīng)向楷書過渡，拙樸剛健，點捺用筆都明顯介入了刻工的刀法。

“王興之夫婦墓志”的書法不一定能夠否定王羲之“蘭亭序”的存在，卻使我們思考到：同一時代、同一地區(qū)、甚至同一家族，書法表現(xiàn)如此不同的原因。

紙帛的使用

我們敘述過漢代隸書水平線條與竹簡、木簡材質(zhì)的關(guān)系，抵抗竹簡垂直纖維的毛筆會加重橫向線條的用筆，最終形成隸書里漂亮的“波磔”。

三國魏晉是竹簡書寫過渡為紙帛書寫的重要年代，樓蘭出土的魏晉文物里雖然還有竹簡木簡，但是許多紙書文件的發(fā)現(xiàn)，說明“紙”與“帛”已大量取代前一階段笨重的竹簡木簡?！凹垺迸c“帛”開始成為漢字書寫的新載體，成為漢字書寫全新的主流。

筆、墨、紙、硯成為“文房四寶”，如果在漢代，是無法成立的。因為漢代始終以竹簡書寫為主，紙的使用微乎其微。

筆、墨、紙、硯“文房四寶”與漢字建立長達近一千七百多年的關(guān)系，關(guān)鍵的時刻也在魏晉，王羲之正是“紙”“帛”書寫到了成熟時期的代表性人物。

收藏在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的樓蘭晉人李柏的“紙書”信札，是值得拿來與王羲之傳世書帖一起比較的。出土于西北邊陲的書風，竟然與南方王羲之書法如此雷同，從文體到字體都使人想到王羲之的“姨母帖”。

因此，魏晉“書帖”關(guān)鍵還是要回到“紙”“帛”的大量使用。毛筆在“紙”“帛”一類纖細材質(zhì)上的書寫，增加了漢字線條“行走”、“流動”、“速度”的表現(xiàn)，漢字在以“紙”“帛”書寫的晉代文人手中流動飛揚婉轉(zhuǎn)，或“行”或“草”，瀟灑飄逸，創(chuàng)造了漢字嶄新的行草美學。

同時間，民間的墓志、刻石并沒有立刻受到文人行草書風的影響，即使像王興之、王閩之這樣南方文人家族的墓志，因為是刻石，還是沿用了“碑”的字體，并沒有使用“帖”的行草書風。因為很明顯地，“帖”的原本意思就是文人寫在“紙”“巾”上的書信文體與字體。

“碑”是石刻，“帖”是紙帛，還原到材料，漢字書法史上爭論不休的“碑學”與“帖學”，或許可以有另一角度的轉(zhuǎn)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