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阿爾杜斯去世的時候，印刷開創(chuàng)了第一個記者職業(yè)、第一個文學敲詐者、第一個色情作品的批量生產者，這三種身份全部集中在皮特羅·阿倫提諾（Pietro Arentino）一人身上。1阿倫提諾出身低微，沒有受過教育。但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讓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說，他發(fā)明了報紙。我們也可以把懺悔性寫作（confessional writing）的起源歸之于他。除個別例外，如圣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懺悔錄》（Confessions），過去的文學傳統(tǒng)從未有過暴露私人生活的作品，也沒有個人觀點得以公開表現(xiàn)的既定“聲音”或語氣，自然也沒有對想像中的、其實不存在的人群講話的習俗。2阿倫提諾從未接受過任何人的教誨（因為此前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人），而搶先印出一連串的反教權主義的淫穢作品、誹謗性的故事、公開的指責和個人觀點。所有這一切已經成為新聞傳統(tǒng)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盛行不衰。他發(fā)明的“黃色”新聞和與此相應的表現(xiàn)風格，使他名利雙收。當時他以“王公貴族的禍患”著稱，是那個時代的“公民凱恩”3。

阿倫提諾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文學傳統(tǒng)。他以親切的措辭滿足了一大批無形的大眾。如果說他的作品反映的是這種新文學傳統(tǒng)的骯臟的一面，那么蒙田（Montaigne）的作品則代表了較有益的一面。蒙田生于1533年，那時阿倫提諾已經41歲了。蒙田發(fā)明了一種寫作風格、一種語言形式、一種人格面貌。通過這些手法，一個獨立的個體可以沉著自信而且直言不諱地向無形的當代之人和后世之人表達意見。蒙田發(fā)明了個人隨筆。就像民謠提倡公眾觀念一樣，蒙田的隨筆提倡個人主義，贊美個人歷史，而不是公眾歷史。就它的謙遜、幽默、睿智而言，蒙田的作品不贊美公眾，卻只贊美他自己，贊美他的特立獨行、他的怪僻和偏見。400年后，當諾爾曼·梅勒（Norman Mailer）寫出了《自我推銷》（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一書時，他只不過是在延續(xù)蒙田的傳統(tǒng)，給它一個恰當?shù)拿Q而已。這個傳統(tǒng)就是作者自我宣傳，自我暴露，作者作為個人對立于社會。麥克盧漢以其獨特的方式說道：“憑借著印刷，人們立即發(fā)現(xiàn)了方言能夠廣泛傳播的功能?！?麥克盧漢想到的不只是阿倫提諾和蒙田，他還特別提到了法國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拉伯雷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歌頌的能力是舉世無雙的。例如，他吹噓說他的《高康大》（Gargantua）在兩個月內賣掉的冊數(shù)要比《圣經》在十年里賣掉的都要多。2由于這番話，他被指責為違反神旨和褻瀆上帝。這一段插曲讓人想起了不久前發(fā)生的類似事件。約翰·列農說披頭士樂隊比耶穌基督更有影響，因此也遭到了嚴厲的譴責。問題的關鍵在于抄寫文化是跟知識產權的概念和知識個性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馳的。伊麗莎白·愛森斯坦指出：“抄寫文化的狀態(tài)……壓制了人的自戀情結。”3而印刷卻使它獲得解放。

在印刷激發(fā)起作家日益強烈且無須掩飾的自我意識的同時，它也在讀者中創(chuàng)造出類似的態(tài)度。因為在印刷術發(fā)明之前，一切人際交流都發(fā)生在一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下。甚至連閱讀所采用的也是口語模式，一個讀者大聲朗讀，其他人隨后跟上。4但自從有了印刷的書籍之后，另一種傳統(tǒng)便開始了：孤立的讀者和他自己的眼睛?？谇粺o須再發(fā)聲音，讀者及其反應跟社會環(huán)境脫離開來，讀者退回到自己的心靈世界。從16世紀至今，大多數(shù)讀者對別人只有一個要求：希望他們不在旁邊；若不行，則請他們保持安靜。整個閱讀的過程，作者和讀者仿佛達成共謀，對抗社會參與和社會意識。簡而言之，閱讀成為反社會的行為。

因此，在這個過程的兩端，即生產和消費，印刷創(chuàng)造出一種心理環(huán)境。在這種環(huán)境下，人們對個性的要求變得不可抗拒。這倒不是說印刷術創(chuàng)造了個人主義，而是個人主義成為一種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條件。列奧·洛溫塔爾（Leo Lowenthal）說道：“自從文藝復興以來，關于人類本性的普遍哲學是建立在這樣的構想之上的：每個個人都是離經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個人的存在就在于堅持個性，反對社會的限制和規(guī)范要求?！?

如果說英尼斯已經洞察到一種新的傳播技術改變了我們的興趣結構，那么我們可以說，印刷給予我們自我，使我們以獨特的個體來思索和談話。而這種強化了的自我意識便是最終導致童年開花結果的種子。當然，童年并不是一夜之間產生的。它經歷了將近200年的時間，才成為西方文明中看上去不可逆轉的特征。假如沒有每個個人本身都是重要的、人類的心靈和生命從根本上超越公眾這一觀念，這一切是不可能發(fā)生的。由于個性觀念的發(fā)展，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它也會應用在兒童身上，因此，比方說，到了18世紀，人們普遍接受兒童夭折的必然性（阿里耶斯將之稱為“必要的損耗”）的情況已經大部分消失。實際上，大約在16世紀末，兒童的死亡開始以各種形式表現(xiàn)在父母的墳墓上。也許這是個可怕的事實，但正好說明了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有價值的。

然而，單有個人主義并不能產生童年。童年要求社會必須有一個將人劃分為不同階層的基礎。因此，還需要另一個動因的出現(xiàn)。這個動因也的確出現(xiàn)了。由于沒有更好的措辭，我暫且稱它為“知識差距”（knowledge gap）。印刷機發(fā)明后的50年里，歐洲文明的傳播環(huán)境明顯地在逐漸瓦解，并連同其他行業(yè)一起在進行調整。在有讀書能力的人和沒有讀書能力的人之間產生了明確的界線。后者局限于中世紀的感知力和興趣水平，而前者則被推進一個充滿新事實和新感受的世界。印刷術發(fā)明以后，可供談論的新生事物大量增加。這些內容都在書里，或至少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現(xiàn)。路易斯·芒福德是這樣描述這種狀態(tài)的：“印刷的書，比其他任何設備都更能把人從此時此地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印刷品使事件變得比它本身更有影響……印刷形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余的世界往往變得更虛無縹緲。學習變成了從書本中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