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提到明代的海上活動，大家必定會想到鄭和下西洋一事。鄭和此舉，誠屬中國歷史上的盛事，但是，從長程的歷史觀察，鄭和出航與其當作明代在海外擴張的努力，毋寧解釋為元代海運暢通后的最后一次大舉。鄭和船只體積與艦隊規(guī)模均屬空前，然而元代的中國與波斯灣之間，各國船只也頗有大船。鄭和七次遠航，其航線所及，都是元代各國商舶常到的地方。明初，蒙古留在中國的色目人為數(shù)不少，鄭和即是移居云南的穆斯林家庭的后裔。他的艦隊中，穆斯林背景者也大有其人。至于鄭和下西洋的任務究竟為何，尚待研究。至少，這一次海上大舉，空前盛大，但并非鑿空的探險，因此在歷史上并不具有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等人開拓新航線的意義。

大洋航道開通之后，中國近海風波驟起，多了不少中外海商的活動。而且這些活動正與西方海上列強以帝國之力投入的情形相反，都是中國政府禁止之下，民間力量干犯禁忌而自行投入的，以致在中國官方記載上落了寇盜的惡名！

歷史往往是吊詭的。1488年狄亞士繞航好望角；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的巴哈馬群島；1493年教廷敕令，將世界一分為二，東邊是葡萄牙的勢力范圍，西邊是西班牙的勢力范圍。正在此時，1492年，明廷命令沿海人民不得與來華的番船交通；1493年，明廷敕諭今后百姓的商貨下海，即以“私通外國”治罪！這是明廷一貫的海禁政策。由洪武以來，雖然也常有暹羅、占城、馬六甲等處來華的貢船，但海禁政策，即使時松時緊，基本上沒有開放禁令。

西洋各國迨來到東方時，“諸番”常有船舶以朝貢為名，攜帶商貨來華。中國官方以貢使相待、接納、回賜，但并不鼓勵民間與“貢船”有所交易。這些“諸番”大多來自南洋，以玉石、珍寶、香料換取中國的商品。日本則是特例。蒙古征日本，為颶風吹散。日本在豐臣秀吉當權(quán)時侵略朝鮮，中國派兵援朝，驅(qū)逐日本。中日之間關(guān)系并不友好。日本在此時執(zhí)行鎖國政策，只允許少數(shù)持有“勘合”（執(zhí)照）的朱印船運載商貨。中日物產(chǎn)大致相似，因此日本貿(mào)易的商貨不在絲綢，而是中國的精致產(chǎn)品；又因為金銀比價與銀銅比價不同，中國輸出日本的是黃金與銅幣，輸入的是銅斤。

無論如何，中國海外貿(mào)易頗有利潤，官方禁海，百姓遂自求生計，私自接近外商，轉(zhuǎn)販商貨。元朝海外交通開放，中國人外遷者，大約已經(jīng)為數(shù)不少。明初鄭和下西洋，航線上諸國都有華人社群。舊港（今日印度尼西亞北部）不僅有不少華人居住，而且還有自治的頭目，鄭和抓了一個頭目，又任命了另一個頭目。這些頭目在朝貢明廷時，明廷給予的職銜相當于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土司土官。東南亞各國貢使，常由當?shù)馗痪拥娜A人擔任；在入華之余，他們往往請求返回故里祭祖。這些人的祖籍，不僅有閩粵沿海，也有江西、浙江等處?？芍A人外遷已是相當常見的現(xiàn)象。海外貿(mào)易被官方懸為厲禁，民間則借助于已在外地僑居的華人日漸發(fā)展。

西葡諸國海舶來到東方，各有其基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亞，西班牙人在今日菲律賓的呂宋，荷蘭人在今日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及日本的長崎，都有他們的遠洋船舶經(jīng)?？坎?；中國商人則以近洋船舶轉(zhuǎn)駁接運。厚利之下，必有勇夫，自然有人會投資海外貿(mào)易。而在中國沿海，也有轉(zhuǎn)口商港出現(xiàn)，葡萄牙人由于天主教教廷將東方劃歸該國經(jīng)營，尤其熱衷于在中國海岸找到立足點。他們曾經(jīng)在寧波附近的雙嶼設立基地，1548年，浙江巡撫朱紈發(fā)兵驅(qū)逐雙嶼葡萄牙人時，該地已有數(shù)千葡人居住，并有教堂、貨倉、碼頭、街道，儼然有了相當規(guī)模。朱紈驅(qū)逐葡人，為人告發(fā)擅專誅戮；政府查訊，朱紈自殺，海禁遂得稍紓。此后海禁時緊時開，并無定規(guī)。1553年，葡人從廣東地方官員手中取得在澳門居住的權(quán)利。自那時開始，澳門成為中外交通的據(jù)點達四百年之久！

中國人投資海外貿(mào)易者，并不僅限于沿海百姓。安徽商人許一、許二（許棟）等兄弟四人，即以徽商資金投資造船航海經(jīng)商。許氏四人，即是雙嶼之役中先后為明廷治罪的商戶。同時，汪直、徐海也都是徽商轉(zhuǎn)入海外貿(mào)易的人物，倭寇之亂中，汪、徐都是著名的“奸人”。在日本鎖國政策下，若干九州島藩主的部下“浪人”在禁令下謀求國際貿(mào)易的厚利。“倭寇”到達中國口岸，有商機則交易，乘人不備則劫掠。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諸人努力清剿，方將浙閩沿海肅清。當事人很清楚，倭寇之中，“真倭”之外，也有華人及西洋人在內(nèi)。這種海商或海盜，其成分的確是十分復雜的，而其亦商亦盜的特質(zhì)，其實與西、葡、荷、英的海上勢力也是相同的。

明代國際貿(mào)易大致情形是，西、葡、荷蘭諸國的高桅大船，以馬六甲（葡）、呂宋（西）、巴達維亞（荷）為基地，東方海商則由中國近海轉(zhuǎn)駁商貨，再由印度洋轉(zhuǎn)大西洋運往歐洲，或由今日墨西哥的阿可坡可轉(zhuǎn)陸路跨越地峽，進墨西哥灣登船橫渡大西洋運往歐洲。兩條航道的沿路各處，例如東南亞、印度、非洲及美洲殖民地，也消納一部分中國的商貨。日本長崎及印度果亞都是中繼站，也是市場口岸。

中國外銷商品已如前述，主要為運銷歐洲及中東的絲綢、瓷器，另有各種日用的工藝品則是東南亞及美洲市場的商貨。中國收到的貨款，已不僅是珍寶、香料，最大部分是墨西哥的白銀。中國與日本之間，由于金屬比價的差額，中國從日本輸入銅斤，向日本輸出黃金。西洋商舶在這三角貿(mào)易中，也賺了不少。當時墨西哥白銀遍天下，在歐洲引發(fā)了物價革命，在中國則因此創(chuàng)造了東南、華南長期的經(jīng)濟繁榮。銀多銅少，出現(xiàn)白銀為主幣的現(xiàn)象，以致宋元以來已出現(xiàn)的紙幣金融竟又回到銀本位的通貨。

這一時期，中國從美洲引進的農(nóng)作物，以番薯與玉米為最重要。有人甚至認為，中國在清初人口的劇增，頗與這兩種作物的大量種植有關(guān)。

中國沿海海商集團的活動，歷時兩個世紀，其中人物，例如前述汪直、徐海，后來的李光忠、陳老、林道干、林鳳、袁進、李旦、顏思齊、鄭芝龍、劉香等，無不狎弄浪濤，騰躍鯨波。以林鳳為例，他曾企圖襲擊呂宋，但敗于明廷水師與西班牙的夾擊。又如李旦，在巴達維亞、呂宋與長崎都有寓所及事業(yè)，縱橫于各處的海上活動。李旦的屬下鄭芝龍，則成為明末海上勢力中最強大的力量。其子鄭成功，后來開辟臺灣，建立了海上扶余。中國沿海的海上活動，或商或盜，終于在18世紀為清廷的水師剿滅，最后一支勢力是數(shù)入臺灣與廣東的蔡牽。幾乎同一時期，新興的美國，編練海軍，肅清了加勒比海域的海上勢力。

這一段海上活動的歷史，除了貿(mào)易與劫掠外，也有其更為久遠的影響。中國華南居民，自此不斷移民南洋。以馬六甲為例，該地華人小區(qū)至今已有數(shù)百年。我猶記憶，那次往訪，走在街道上，就如回到明代的廣東。一般估計，明清兩代移居南洋的華人，人口數(shù)以百萬計！他們的后代，仍以馬六甲的娘惹為例，長憶中國祖源，自成族群。

回顧歷史，16世紀是世界形勢的轉(zhuǎn)折點。西方勢力向東方擴張，那時中國的實力還勝于西方，只可惜暮氣已深，又昧于外面的情形，民間有企圖開拓之心，官方則全無向外發(fā)展的意愿。時機一過，東方與西方的相對條件完全改觀，要再過數(shù)百年，進入今日，東方才有重起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