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意思是說：西門慶雖然與潘金蓮是有奸情的，但奸情有好幾種，有強奸，有賣奸（相當于賣淫），有和奸（相當于通奸），武大可能是因為窮極無聊，看中西門慶有錢，故意讓妻子潘金蓮失身于西門慶，這是賣淫行為，這是通奸。但既然有奸情，武松為什么不在他們發(fā)生奸情時當場格殺，現(xiàn)在尸體分在兩處，所以就不符合“奸所登時捉獲、奸案格殺勿論”的法律條文。陽谷縣令也認為他講得很有道理，所以最后判武松判脊杖四十，臉上刺了兩行金印，發(fā)配孟州牢城……其實，武松真是生不逢時。當時還沒有紹興師爺，如果再過上幾百年，碰上一個善辯的紹興師爺，他或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和牢獄之災。

 例如，光緒年間，廣東有一個女人隨人私奔，本夫（也就是她的丈夫）在其逃走之后兩年，才在數(shù)百里之外找到奸夫、淫婦，并將他們一并殺死，長長地出了一口窩囊氣。因為是殺了人，所以就鬧到了衙門。有人援引“奸案格殺勿論”之例，要求無罪釋放。但中央刑部的官員卻認為，這不是當場格殺，所以不允許以此結案。因此，案子也就一時擱了下來。怎么辦呢？當時，總督門下一位師爺大筆一揮，改定判詞曰：

竊負而逃，到處皆為奸所；久覓不獲，乍見即為登時。

這位師爺說得好，他的判詞意思是說，奸夫淫婦兩個人是私奔，所以他們逃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發(fā)生奸情的場所，這是上半句話的意思；下半句話說，她的丈夫找了很長時間都沒找到，所以，找到他們的那一瞬間，也就是刑律上規(guī)定的“登時”。于是，這個案子也就迎刃而解了。

又有一個案子，有位在墻外小便的男人，在他小便時，忽然看到樓頭有一個女子無意間正朝此處張望，男人輕薄之心頓起，就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私處。古代的女子臉皮很薄，認為對方那是調戲行為，自己受了侮辱，故而羞憤難當，就上吊自殺了。她的家人自然很憤怒，就將該男子扭送到官府。當時，官府也覺得其人相當可惡，想要治他的罪，但一時間誰也找不出罪名來。

這個男子的行為應當是屬于調戲婦女，并導致婦女死亡，也就是所謂的“調奸致死”。但根據(jù)清代的法律，“調奸致死”有幾個要素，要有“手足勾引”和“言語調戲”等情節(jié)，也就是要動手動腳和說些臟話。不過，上述這位男子舉止雖然輕薄可惡，但他既沒有言語調戲，也沒有手足勾引。所以要想重判他，也還真拿不出什么法律依據(jù)來。不過，有位師爺卻下了這樣的判語：

調戲雖無言語，勾引甚于手足。

這兩句話是說：他的調戲方式雖然（或即使）沒有言語，但他的勾引行為之嚴重性已超過了動手動腳。此處的“雖無”和“甚于”四字，用得真是巧妙！巧妙之處就在于虛詞的連綴和判詞的起承轉合。在古漢語中，虛詞的意義通常比較抽象，也最為奧妙。以“雖”字為例，它的用法有兩種，所講的事，既可以是事實（作“雖然”解），也可以是假設（作“即使”解），隨你怎么理解。正因為存在這種朦朧感，論者便可借此閃爍其詞。于是，就在虛詞的點綴下，就在判詞的起承轉合間，一份罪名也就順理成章地羅織而成了。因為從字面上看，“言語調戲”與“手足勾引”一應俱全，依照慣例，也就可以“殺無赦”了。

上述的兩個例子都說明，在許多情況下，判案的輕重并無一定的客觀標準，全看師爺持心的公允與否和技巧（或伎倆）的高低優(yōu)劣。對此，周作人曾經說過：紹興的老師爺傳授的辦事經驗，說打官司時，如果要叫原告勝訴，就說他如果不真是吃了虧，也不會來打官司的，要叫被告勝訴，便說是原告先來告狀的，可見這個人健訟，好打官司；又比如說長、幼兩個人對簿公堂打官司，如果責備年長的說，你為什么欺負弱者，那么自然年輕的就勝訴；如果是責備年幼的說你不尊敬長輩，那自然是長者勝訴；其他的也照此辦理。這就是所謂的“師爺筆法”。周作人認為：“師爺筆法的成分從文人方面來的是法家秋霜烈日的判斷，腐化成為舞文弄墨的把戲?！?/p>

除了文字上的游戲外，在紹興師爺?shù)臄喟钢?，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的事情還相當之多。有時，師爺串通衙役，想把監(jiān)獄中的某人弄死，他們會先叫某人的家屬寫一份“有病保外”的具結，讓家人大喜過望，以為某人可以保外就醫(yī)，很快就會放出來了。殊不知實際上，師爺與衙役拿到具結后，就悄悄地弄死該人，然后通知家人，說是“暴病身亡”。此時的家人雖然明知上了當，卻有苦說不出。為什么呢？因為事先自己出過具結，如果某人無病，家屬出此具結，不就是在欺騙官府嗎？如果確實有病，那暴病身亡，也就順理成章，家屬還有什么話可說的呢？想來想去，他們也就只好咽下這顆苦果。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往往有冤無處訴，有理無處說。民眾的這種困境，我們從許多諺語中，都可以找到證據(jù)，如：

衙門深似海，弊病大如天。

公堂一點朱，下民一點血。

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會做鲊魚也要鹽，會打官司也要錢。

餓死不要做賊，氣死不要告狀。

窮人打官司，屁股上前。

紙官司，錢道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