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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一意孤行,過于自信

從歷史看人物 作者:許倬云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仁宗嘉三年上萬言書,主張變法,但未獲采納。至神宗即位才獲重用,推行新政。然因改革太急,用人失當,遭致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反對。晚年退居江寧,封荊國公,有《王文公文集》、《臨川先生文集》兩種。

王安石這個人值得討論。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改革者,但范仲淹才是宋朝第一個改革者。宋朝是結束五代十國分裂的統(tǒng)一王朝,宋太祖終結了軍閥專政的傳統(tǒng)。他這個人不太相信別人,重文輕武,把軍隊國家化,這是他主要的功勞。

唐末,各地的節(jié)度使割據(jù),導致后來唐朝分疆裂土。軍閥獨攬軍權、民政權、財政權三項大權于一人,終于尾大不掉,以致國家分裂。宋太祖為了革除這種狀況,全國的“路”——相當于現(xiàn)今行政單位“省”——就沒有設置地方行政首長。地方權力一條鞭直達朝廷,沒有人總其成。這樣的好處是不會有軍閥割據(jù)的情況,壞處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單獨成事。這是高度的中央集權。宋朝的問題是做什么官不做什么事,不做什么官做什么事。譬如,我委派馬英九為“臺北市市長”,但不叫他上任,給他差使,去知“國防部”的事情;我派湯曜明做“國防部長”,但叫他去“南部分院”。這在宋朝叫差遣,官是官、差就是差遣。

宋太祖為了矯正晚唐以來的弊病,弄得宋代官制混亂,所以范仲淹想改革。另一方面,中國當時的對外貿(mào)易已經(jīng)很發(fā)達,中東商人貿(mào)易貫通東西,中國頗得利益。但是宋朝的皇帝還只是從國家專賣鹽、酒、銅的利潤專挖利權,所得有限,主要的收入還是土地稅,此外即是國營企業(yè)。所以雖然宋代經(jīng)濟很發(fā)達,但國家卻常常鬧窮。唐朝時中國還產(chǎn)馬,到宋朝時,北邊一塊地被遼國拿走了,中國不產(chǎn)馬了。兵不強、錢不夠、管理又一塌糊涂。范仲淹的改革,是想要解救老百姓的痛苦,但他沒做完。直到王安石得到宋神宗大力支持,才能大刀闊斧地改革。

王安石的改革是從經(jīng)濟下手,他當年就有一個經(jīng)建會,叫做“三司制置條例司”,專門管財政預算收支的三個衙門。三司制置條例司是由宰相親自掌管,或者是由副宰相兼任,用經(jīng)濟切入改革。改革田畝制度,舉辦農(nóng)民貸款(跟今天的農(nóng)會信用部一樣),稱為“青苗錢”;委托養(yǎng)馬,平常讓百姓養(yǎng),等到打仗時再拿出來——這也是讀書人的毛病,他不知道馬會變老的。

王安石真的想為老百姓做事情,但這些改革引發(fā)了政治斗爭,綿延了三個皇帝,北宋斗完了不夠,到南宋繼續(xù)斗。改革者和保守者之間,在整個宋朝不斷發(fā)生矛盾沖突。最后王安石被貶,做了個閑差。

王安石的改革失敗了,譬如農(nóng)貸,他以為是對農(nóng)民好的。但官府要看成績,天天在考核,結果農(nóng)民就算不要借錢,還是照樣被迫貸款。貸出去多表示成績好,結果非貸不可,還要付利息,反而變成農(nóng)民的負擔;送馬給百姓養(yǎng),官府常常看有沒有養(yǎng)好,結果也變成負擔。百姓付了錢可以不當兵,結果變成本來就不用當兵的人也要付錢。這些制度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執(zhí)行欠當,這是官僚制度中求功勞的人執(zhí)行心切的緣故。

平心而論,王安石這個人不太講衛(wèi)生,虱子在胡子上爬,他也不管。王安石個性很傲,特別別扭,說東他偏說西,說西他偏說東,又自信得過了頭,甚至認為天命沒有什么可怕的,人言也沒有什么可聽的,祖宗更沒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天命、祖宗、輿論都可以不管,只有他對。他一打定主意,連菩薩也勸他不動,當時人皆稱“拗相公”。

王安石脾氣倔,也不容易交朋友,所以滿地政敵。連本來是朋友的蘇東坡,后來都變成政敵。一直到他下臺,蘇東坡才又成為他的朋友。這種人做事情就是沒有朋友,沒有人規(guī)勸,后果就是沒辦法可以找到真正有用的,肯替國家、替他做事情的部下。他是太強的領袖。領袖太強,手下一定不太強,這是通例,最好是自己很強,但不要覺得自己很強,謙虛一點,承認別人的長處。所以王安石的手下不是笨蛋就是馬屁精,再不然就是利用他的人。他身邊這三種人都有,當然事情辦不好了。

回頭說到范仲淹身上。范仲淹想要辦一個學校,訓練將來改革的干部,王安石沒想到這一點,王安石根本沒注意當年范仲淹曾有過這樣的想法,這就是王安石自信過分的毛病。王安石是儒家,所以他相信孔子講的當年堯舜的時代,有一個三代之治圣王的時代,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好,他要把老百姓帶回之前的好日子。他自己是很有學問的,也有使命感。但他的性格使他的改革壞掉了。他失敗以后,舊黨改了回去,到了哲宗、徽宗時候,他的老部下又把新政改了回來,但是還沒改完,北宋就亡了。

繼之的南宋一朝,不斷有儒生想要改革,但改革的成果始終未脫離北宋的沉,龐大的官僚力量同樣不斷抵制改革。余英時在2003年寫了一本書《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發(fā)現(xiàn)南宋的理學其實是學者想做到內(nèi)圣外王,王安石即是致力于外王的功夫。

什么叫做內(nèi)圣外王呢?南宋儒生的理想,是自身向內(nèi)要求圣賢的功夫,外面要以王道行天下。找個好的皇帝,用皇帝的力量(皇帝可以是虛君),他自己可以是真正做事情的人,讓世界變成一個太平的理想世界。做到這個地步,一定要自己先向內(nèi)修身,向圣賢方面學做人。這就這內(nèi)圣外王。理學家就是希望能碰到像王安石一樣的機會,有皇帝的信賴,但他自己必定要做一個圣賢的人。

看了王安石的錯誤,他們自己心里就會提醒自己,先把自己做好再說,所以南宋理學強調(diào)要先求內(nèi)圣,再求外王。南宋理學的功夫,不是純粹做好個人而已,他們都充滿使命感。他們的抱負就是要將世人帶進太平盛世:王安石沒做好,我們要做好;王安石的辦法錯了,我們要找更好的辦法,更好的計劃。這一個理想一直留在中國士大夫心里。中國的讀書人一直保有這個使命感,從漢朝開始,宋朝加強一點,一直到現(xiàn)在都如此。宋朝是很重要的關鍵階段。

王安石變法

熙寧二年(1069),神宗任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次年為宰相。設“三司(度支、戶部、鹽鐵)制置條例司”,整軍理財,以謀富國強兵。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nóng)田水利法;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及設置軍器監(jiān)等。此外,又罷詩賦及明經(jīng)等科,以經(jīng)義策論試進士,并立太學三舍法,修撰《三經(jīng)新義》,以改革科舉和學校制度,為新法培養(yǎng)人才。變法遭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王安石也被迫兩度罷相,但在神宗的支持下,新法基本在推行。神宗死后,司馬光為相,新法全部被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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