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結為經濟分權和政治集中的中國式分權架構: 有效的財政激勵讓地方政府可以從更快的經濟增長中分享到更多的果實，而基于政績考核的政治激勵又鞭策著地方政府官員不能裹足不前，與此同時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外資使得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囿于為本地區(qū)的現有利益服務。這些因素共同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的地方政府特別關心經濟增長，以及為何如此主動地向增長型而不是尋租型的政府轉變。

具體來說，經濟分權意味著中國式的財政分權向地方政府和企業(yè)提供了經濟發(fā)展的巨大激勵。如果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中國農村和農民在20世紀80年代的激勵問題的話，城市和非農業(yè)人口的激勵則是和對地方政府的放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從20世紀70年代的放權讓利到20世紀80年代的承包制，再到20世紀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如何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系、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不僅始終是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要點，也是整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對計劃經濟體制有著深刻研究的經濟學家科爾奈指出，政府對國有企業(yè)的“父愛主義”導致了經濟主體的“預算軟約束”，即便經營不善也會有政府來埋單。在中國式的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不再向面臨破產或經濟績效不佳的國有企業(yè)提供援助，大量弱小的企業(yè)被當作包袱甩掉；相反，民營經濟則成了地方經濟和財稅收入的支柱，受到政府的青睞。市場化進程因而在地方政府的響應下一發(fā)而不可收。

經濟分權還不足以構成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全部激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注意到中國特殊的政治激勵所聚集起來的特殊能量。國際上流行的關于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較研究，強調了中國的經濟分權與垂直的政治治理體制之間的紐帶。經歷了幾十年學習“老大哥”的努力，中俄兩國轉型前的許多情況幾乎如出一轍，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轉型之后的績效卻形成反差之勢。撇開激進—漸進改革方案孰優(yōu)孰劣的分歧不談，分權體制的不同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中國的經濟分權是在政治垂直管理條件下進行的，而俄羅斯則是在政治自由化背景下實施的。在中國，中央政府有足夠的權力來對地方進行獎懲，從而使地方追隨中央政府對經濟增長的強調。而在俄羅斯，分權的背景是蹩腳的民主，中央政府過早地失去了獎懲地方政府的力量，地方政府就很容易被當地利益集團“俘獲”以爭取地區(qū)選票的支持，同時也會設置壁壘追逐租金。“布蘭查德和施萊弗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了中國分權與俄羅斯分權的不同。Blanchard, Oliver and Andrei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2001,171179.

已經有學者發(fā)現，中央的確是在按照經濟增長績效的指標來提拔官員。中央政府的這種激勵方式就是將地方官員的政治升遷與當地經濟增長績效掛鉤，并且在績效考核時采用相對于鄰近省份和前任官員的績效評估的方式，盡可能地消除評估誤差，加大激勵效果。在中國，中央政府的“指揮棒”之所以如此強有力，是因為地方官員只有一個“雇主”，一旦離開了這個政治市場，就很難再尋找到其他政治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