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看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而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么，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新青年》為編委輪流制，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nóng)、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fā)表，駁林琴南復古謬論，胡適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游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許劉半農(nóng)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么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tài)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黃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講《文選》和《文心雕龍》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學生。黃善于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diào)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diào)"。

章太炎為黎元洪寫《黎大總統(tǒng)墓志銘》，售價為好幾千塊"袁大頭"，可能是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文字。章本人其實最想為孫中山寫墓志銘，而國民黨新貴與其隔膜，遂留下歷史遺憾。

王國維死后，陳寅恪的學生劉節(jié)等人請陳撰文紀念，這就是有名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陳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shù)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他認為研究學術(shù)，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故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學說有錯誤是可以商量的，但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他認為是最重要的："為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么書，杜說只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學生用《辭源》？"杜問："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么？"古直更加生氣了："怎么，我的學生查《辭源》？"后來他才緩和下來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jīng)》……""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xiàn)的地方，這樣才可靠?！掇o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權(quán)興在巴黎讀書，看托爾斯泰和羅曼羅蘭的小說直至神經(jīng)衰弱，終于在一次散步時暈倒，大病一場。病中大熱大瀉，昏昏沉沉，老是夢見一個白衣金發(fā)的女神，領(lǐng)著他遨游空中。他后來覺得"沒有病死，或許是天使的幫忙，不可不紀念她，于是幾次用'金發(fā)'做筆名，后來朋友公認為很新穎，遂索性大膽地作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說："我的筆名之所由來，完全是一個夢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