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所有股東都負有無限責任的勞埃德保險公司不同，諫當水險公司由兩家英國大商行輪流管理，即大衛(wèi)遜洋行以及莫克尼亞克洋行，前者日后發(fā)展為顛地洋行，后者則是怡和洋行的前身。英國商行也開始被稱作“行”，商行合伙人稱“大班”，查頓的商行叫“怡和”，顛地洋行叫“寶順”。

怡和洋行由查頓和馬地臣創(chuàng)辦，是當時最大的歐洲商號，主要販賣鴉片，成為最大的鴉片貿(mào)易代理行。

各商行在銀行業(yè)務上很少合作，每家商行都在印度和倫敦安排有自己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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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會是如此，原因在于廣州、印度和倫敦之間轉運貨物和匯款所需時間太長，三地一個輪次的航程需耗時一年有余。匯款尤其成問題。廣州商人缺乏可讓渡票據(jù)，不得不從東印度公司購買的匯票只能維持進貨之需。私商貿(mào)易日漸發(fā)展，公司所占份額下降，匯票便完全不敷使用了。作為權宜之計，私商不得不求助于追索權，其中包括美國人開具的匯票，但最終往往只有將銀錠運出中國，商人彼此之間才能完成匯兌。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中國法律，而且如第三章所述，將成為引發(fā)禁煙運動的一個因素。

公行商人很難滿足對貨幣的需求?！肮稹钡淖谥际莾斶€行商債務，但不斷遭到侵吞，1815年，東印度公司向岌岌可危的行商提供了25萬兩白銀，以使他們能夠支付帝國的稅收（如同英國人不能拖欠國內稅務局的稅，朝廷捐稅不得拖欠，必須首先繳納）；與此同時，公行商人所欠外國私商的債務由3位外國商人管理。這樣，在各方一致認同的情況下，歐洲人實際上掌握了中國官商的管理權。行商即使有能力償債，也總是愿意支付高額利息 在當時的廣州，普遍認為15%的利息是十分合理的，而在歐洲，這個數(shù)字的一半就被認為太高了 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把錢交給廣州代理商而不是送回國內。

謹小慎微的人大概會滿足于當個代理商，從這個“收入尚可的行當”（這是馬地臣對這一職業(yè)的稱呼）安安穩(wěn)穩(wěn)地賺取高額傭金，但大多數(shù)人從事多種投資，最大限度地賺取利潤。在一個缺乏通行法規(guī)的小團體中，這樣做需要具備很高的商業(yè)行為準則：不能饑不擇食，自相殘殺。結果，雖然競爭異常激烈，廣州商人重信守諾，代理行也在相當長時期里沒有辜負委托人的信任。憤世嫉俗的冒險家查頓像以往一樣我行我素，但從未有人懷疑過他的誠實。C.T.唐寧博士在《中國番鬼錄》中寫道：“查頓先生用睿智和判斷力來指導龐大的商業(yè)買賣，他是個個性很強、極為慷慨的紳士。”29

查頓的書信表明，他為人相當粗魯；他在辦公室里只放一把椅子，為的就是不讓來客多停留，這對于一位代理商來說真是個奇特的舉止；他沒54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例如，他大概從未讀過拜倫的作品，所以很少能正確拼寫出他擁有的縱帆船“希臘”號的名稱；英國詩人拜倫的名篇之一是《衰希臘》，故作者有此譏諷之語。 譯注他字體拙劣；他生性節(jié)儉，給倫敦的“裁縫斯卡奇特先生”的定單是“一件藍色大衣，一件黑色大衣和一件黑色開司米毛衣”。30

怡和洋行年輕的合伙人馬地臣則要時髦和風雅得多，按照唐寧的話說，馬地臣是一位舉止溫和有禮，常施善行的紳士。實際上，馬地臣經(jīng)歷坎坷。

馬地臣是怡和洋行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原在印度經(jīng)商，1818年到廣州，與查頓共同組建怡和洋行，大肆販賣鴉片。1840年回國，1851年被冊封為爵士。馬地臣出身于一個古老的蘇格蘭高地貴族家族，不過，據(jù)一些史料記載，他的父親并不是從男爵。31

年輕時，馬地臣曾在愛丁堡大學短暫居留，之后跑到倫敦當學徒，1819年前往印度。與查頓相比，馬地臣更愿意與人交往，與人相處得更融洽，他進入叔父在加爾各答開辦的馬金淘西公司，在會計室找到一份差使。馬金淘西公司是印度最大的商行之一（不久后就破產(chǎn)了，負債高達250萬英鎊，這在當時是個天文數(shù)字），但他很快就離開加爾各答，前往廣州，與羅伯特·泰勒一道販賣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