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國杭州一個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家庭,從小就在中國長大,并跟隨母親學習英文、拉丁文、數學、歷史等知識。1887年回美國讀書,1899年司徒雷登進入神學院,加入了“學生海外志愿傳教運動”組織,1902年被按立為牧師。1904年回到中國,學習漢語,跟隨父親到中國許多地方布道。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學院執(zhí)教,1918年,前往北京擔任燕京大學第一任校長。1946年被美國政府正式任命為駐華大使,1949年離開中國,1962年在美國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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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出生在中國杭州的美國人司徒雷登,在南京躊躇滿志地渡過了他人生中的第42個生涯。他有理由躊躇滿志,因為從他1905年開始在中國傳教以來的活動以及收到的效果,不僅讓他所隸屬的美國南北長老會對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聲譽。也是在這一年,位于北京的兩所教會大學(匯文大學和協(xié)和大學)籌劃醞釀已久的合并初步達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從來沒有想到,他之后的命運會與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學緊密相連,甚至可以說是合二為一,彼此之間可以成為代名詞。然而在當時別的人看來,出任這所還是將來時的燕京大學的最合適人選,則已經是非司徒雷登莫屬了。
當年“學生志愿參加海外傳教運動”的領袖羅伯特·斯比爾(Robert E.Speer)認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國,于在華傳教人士中對中國青年最具影響力,而且才華與學養(yǎng)出眾,思想開朗,中外人士都心儀其人?!币虼怂芭袛唷保骸八就嚼椎鞘恰本┐髮W’(后改名燕京大學)校長的最佳人選”?;浇糖嗄陼H協(xié)會副總干事布魯克曼(F.S.Brockman)則推薦說:“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會機構。他出身中國,此為其他同行所望塵莫及。他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可稱一時無倆。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仇敵。在未來的‘北京大學’里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保?)
1918年的下半年,美國南北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達了命令,讓他去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對于這項任命卻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來的回憶錄中,他說“……我實在不愿意去。我對金陵神學院的工作十分滿意,在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經得心應手,而且正在從事幾項寫作計劃?!保?)他的許多朋友,也認為那幾乎是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并且勸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即美國著名的《時代》周刊創(chuàng)辦人享利·盧斯的父親)卻對他表示了支持,但是他同時提醒司徒雷登,在他應聘之前,應當仔細審查經費方面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一位燕京老教師的回憶中體會哈利·盧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貴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師)在她寫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傳略》中回憶:“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我們很局促的住在城內,沒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許多西方教員,不合于大學教授的條件?!备氖恰俺D杲涃M有一半是落空的”。(3)
而美國方面屬意司徒雷登,也并非只是看中他的聲望以及基督徒的身份?!?920年,他(司徒雷登,筆者注)從神學院畢業(yè)后,就和兩位同學,在南方教堂中旅行了兩年,為教會募捐?!卑F思女士在同一篇文章中回憶道:結果是“金錢潮涌到教會來”。(4)
雖然司徒雷登對于這突如其來的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個畏懼困難的人,同時,作為一個出生在中國并對中國有深厚感情的美國人,他認為創(chuàng)建一所新大學,可以更好地服務于中國,而且這個任務跟他服務于自己的祖國美國也沒有什么沖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請,但是同時約定:他不管經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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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馬上任,出任燕京大學的校長。6月份他到達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尷尬。那時候,五四運動結束不久,但是學生運動依然還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學生游行示威的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學生遭當局逮捕。按照計劃,司徒雷登應于6月8日跟學生們正式見面,算是新校長的就職典禮。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釋放了被捕的學生。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沒有被捕的燕大學生,都滿懷熱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歡迎英雄們的光榮出獄,誰還顧得上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長?
不過,讓司徒雷登頭疼的不是突如其來的尷尬,這種局面對于熟悉中國形勢的他來說,也許是意料之中。
雖然一開始曾經約定他不負責經費的問題,但是一旦坐上校長的位置,這個問題就會來困擾他。在他后來的回憶錄里,他回憶道:“當時學校一點現款都沒有”。而學校當前的情況卻需要更換一個更適合發(fā)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則沒有辦法發(fā)展。根據司徒雷登的學生韓迪厚回憶,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學是這樣的景象:那里有五間課室。一間可容一百學生的飯廳,有時用這間大屋子開會,也有時用來講道。還有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另有網球場和籃球場。此外剛弄到手一座兩層的廠房,原是德國人建的,可以改作課堂和實驗室。(5)怪不得司徒雷登頭疼!也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沒有關心的學校?!保?)
沒有辦法,只有自己來。那個不負責經費的約定對于他來說,不過是一紙空文。他開始在老朋友哈利·盧斯博士的幫助下募捐資金。募捐資金難免遭逢尷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覺得,即使募捐不成,那么也要和對方交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學的道路能夠更加順利。不過,他內心深處的感受,則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曾經感嘆:“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于他們一類?!比缃衩利惖难鄨@還在,只不過已經更名為北京大學。司徒雷登是怎樣找到了這個地方?又是如何把它變?yōu)檠嗑┐髮W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憶錄中,司徒雷登記載了他尋找校址的過程:
“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么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干線上,離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