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道淵：1924年11月20日生，安徽省六安市人。1946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49年至1952年5月，先后在燕京大學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團總支書記、黨總支副書記、書記等職務。1952年5月至1966年5月在北京大學先后擔任黨委副書記兼統(tǒng)戰(zhàn)委員、宣傳部長。文革期間被批斗，先后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和北京大興北大農場。1978年平反后擔任北大圖書館館長，1983年調至中國國家圖書館，任黨委書記、副館長。1988年1月離休。

口述：謝道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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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46年考入的燕京大學新聞系。一進學校的時候，我的夢想是當一個新聞記者，在考入燕京之前，我是對文學有興趣，我的想法是先當一個跟實際接觸比較緊密的新聞記者，先積累資料，然后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但是后來我卻一天新聞記者也沒有當過。進入到學校之后，當學生的主要任務當然是念書，同時也參加了一些活動，逐漸地接觸到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是屬于北方系統(tǒng)的。后來就入了黨，最后我又參加了學校里的學生自治會。 

1948年，東北學聯(lián)為了爭取一些基本的權利進行了請愿，當時傅作義的軍隊槍殺了請愿的一個學生，這件事情當時被稱為“七五血案”。華北學聯(lián)組織了互援會支持東北學聯(lián)，華北學聯(lián)由四個人來負責，清華一個，北大一個，師范大學一個，還有燕京的，就是我。當時我被組織上命名為互援會宣傳部的負責人。當時華北學聯(lián)和東北學聯(lián)聯(lián)合起來組成了請愿團，到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愿。我們先是到了上海，住在徐家匯的交大校園里面。另外還有一些同學先到南京去聯(lián)系，后來知道他們當時住在中央大學。我記得當時先是讓東北的學生講，控訴國民黨如何屠殺學生。我們還和當時的一些民主人士保持了聯(lián)系，以便能夠獲得一些物質上的幫助。后來在南京的同學在那里聯(lián)系好了，我們這些在上海的同學也一起到了南京，也住在中央大學。在南京，我們向國民黨的行政院進行了請愿。當時接待我們的是國民黨政府的秘書長，姓張。那個人勸我們：“你們不要受共產(chǎn)黨的利用，要安心讀書。”我們則對著他控訴了一番國民黨的罪行。

很快，我們又撤回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正好趕上國民黨的“八·一九”大逮捕。當時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就把我們轉移到了比較安全的地方。在后來我就跟著燕京的入學新生一起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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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九”大逮捕之后，國民黨的特務想把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爭奪過去，地下黨就組織學生搞競選。當時還組織了不少辯論會，當時我已經(jīng)是參加組織的人了，所以被推選為學生主席團的成員，專門負責學生自治會的工作。當時黨內的聯(lián)系都是單線進行的，聯(lián)系我的人告訴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到了1948年年底，眼看就要解放了，當時共產(chǎn)黨的部隊還沒有來到北京，國民黨已經(jīng)撤走了。經(jīng)常有些守舊勢力沖到學校里來，學生自治會就組織了保衛(wèi)校園的活動，這個活動就是我和其他的幾個同學一起組織的。后來就迎接解放，我在學校里組織了同學們迎接解放軍進城。

解放前夕，解放區(qū)的學聯(lián)在石家莊開會。當時石家莊已經(jīng)解放了，我和清華的王火作為北京學聯(lián)的代表到石家莊參加會議。沿途走到良鄉(xiāng)的時候，彭真同志正好在那里，還接見了我們倆，當時說了些什么現(xiàn)在都忘記了，只記得曾經(jīng)有這么件事情。之后我和王火坐著那種驢子拉的車，一路到了石家莊。那時候，在我們的眼里，石家莊就是比較大的城市了。當時石家莊的市長柯慶施接見了我們，之后我們就開始參加會議，會議的內容是準備全國的解放，但是具體的內容我都不記得了。然后我和王火就從石家莊返回北京?；貋淼臅r候，我們是跟著薄一波同志一起回來的。薄一波同志當時任華北局的書記，當時他要到北京來，帶了一個排的警衛(wèi)保護他的安全。我和王火跟保衛(wèi)薄一波的戰(zhàn)士一塊兒坐著大卡車回到了北京。

大概是回來之后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正好趕上迎接解放，解放軍進城。然后就是北京地下黨開會，在老師大的門里面，在那的會議里，北京的地下黨員第一次公開了身份。當時好多領導都出席了那次會議，有林彪、聶榮臻等人。以前我和很多人雖然認識，但是并不知道彼此是地下黨員，這時候見了就都明白了，“噢，原來你也是共產(chǎn)黨員。”

參加完了會議，我回到了學校。一邊念書，一邊繼續(xù)作學生自治會的工作。因為燕京這個學校并不是很大，所以沒有團委，只是叫團總支。到了1949年的年底，學校里原來的團總支書記調到團市委去了，組織上就讓我擔任團總支書記，擔任了團總支書記之后，我就脫產(chǎn)了，當時我還差一個學期就要畢業(yè)了。不過最后學校還是給了我文憑。從那之后，我開始負責青年團的工作。主要主持一些會議，有時候還給《中國青年》寫一些東西。當時張定在團中央，有時候也找我寫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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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1950年了。在那一年，燕京原來的黨總支書記林舒晉想去搞學問，好像為此還受到了領導的批評。之后林就脫離了組織，黨總支書記也就換成了龐文第。龐文第做黨總支書記也沒有多長時間，組織上就安排我做黨總支書記。該開始做的時候，市委指示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張東昌商量，張那時擔任清華的黨委書記，住在工字廳。那時候，思想改造運動已經(jīng)快要開始了。

沒有多久，市委派了一個工作組來到了燕京。組織上要求我也參加，我被分去進行宗教學院的思想改造工作。當時正是抗美援朝，學校里要肅清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影響。在我負責的宗教學院，組織上要求我要向人們講清楚，可以允許有宗教信仰并且保護信仰自由，但是要割斷和帝國主義的聯(lián)系。我當時就按照這個思路在宗教學院展開了工作。當時主要是批評了趙紫宸，不過相對于之后的運動，當時的批評是比較溫和的。對于其他的人只是動員他們進行了自我批評。至于具體的過程，跟全校其它院系大同小異，基本上開會聽報告。運動開始的時候，有些過激的人找到我談話，說從此之后不再信教了。我就跟那些人講道理，說明并不是不讓他們信教，只要割斷和帝國主義的聯(lián)系就行了。之后不久北京就成立了一個神學院，宗教學院整個就搬到了那里。趙紫宸也到了那里，不過一直到院系調整，出于統(tǒng)戰(zhàn)關系，組織上每隔一段時間都讓我去看望趙，問問他是否有什么要求。大中同志講到的展覽會的情形，我基本上沒有參與，因為那時院系調整馬上就要開始了，我開始轉入到了院系調整的工作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