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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關于院系調整的文件是什么時候下達到燕京的？我還真不記得了。當時很單純，領導讓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沒有什么想法，總覺得領導的決定是正確的。院系調整開始的時候也有一個工作組，當時是由市委學校工作部派來的，在學校里面成立了大學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是宋碩和彭佩云，具體的事務好像彭佩云負責的比較多一些。我主要是負責和北大方面進行交涉。當時北大的負責人是張群玉，是北大的書記。其他的人還有王學珍、王孝亭、謝青等人，都是北大黨委的。當時我們幾個人終日在一起商量，院系調整應該怎么進行。當時開會都是在沙灘進行的，張群玉給我打個電話，我就過去了，記得當時還有市委大學部的一些人。當時討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從黨委來講，三校（北大、清華、燕京）如何很好地團結，大家怎么很好地相處，從我們干部來講就是不要有門戶之見。其他的內容實在是記不得了，但是我記得當時開會的頻率還挺高，差不多幾天就開一次。在燕京那時候，組織上已經對陸志韋作了安排，不再擔任燕京大學的校長，而是被調到中科院的語言研究所去當研究員，后來他就一直呆在語言研究所。調走陸志韋，是上面有關的部門安排的，應該是比較高的部門，但是至于高到哪個級別我就不知道了。陸志韋被調走之后，學校的工作暫時由翁獨健同志代理。翦伯贊就是在那段時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統戰(zhàn)工作，擔任燕京大學的歷史系主任，但是當時還有的燕京的學者看不上他。在沒有公開身份之前，因為都是單線聯系，所以跟我們也沒有什么來往，我當時跟他的接觸并不是很多。經過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學院分到清華，醫(yī)學院農學院都獨立出去成立北京醫(yī)科大學和北京農業(yè)大學。當時清華沒有派干部參與院系調整，但是還是派了一個人來。至于燕京，當時好像還保留著社會學，取消社會學好像還是后來的事情。家政學當時就取消了，宗教學院轉到了北京剛成立的那個神學院那里。這些調整當然都是教育部定的。當時還有一個情況，那就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們怎么調整。北大是有些人離開，有些人留下。燕京則是有些人被調到北大，其實就是留在了他們生活的燕園，有些人則被分到別的地方去。當時好像還從別的學校調了一些哲學教授來到北大。對于院系調整，由于剛剛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燕京人倒是沒有表現出多少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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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調整之后，北大就從沙灘搬到了燕園，讓人值得欣慰的是，北大對于燕京原來的面貌保護得算是比較好的，像就在燕園附近的民族大學，梁思成原來設計的校園就完全被破壞了。北大的校長是馬寅初馬老，不久之后江隆基同志就被調來了做學校的行政工作，實際上是負責校長的工作，馬老并不管實際上的事情。為了加強黨委的管理，當時還從部隊調來一個叫李胡的同志，級別相當高，他跟我們接觸很少，好像性格上比較孤僻。李胡做了沒有多久，覺得自己不太適應學校的環(huán)境，就走了，后來就調來了別的同志，是個非常好的人。當時的黨委還不是管理一切的，是起監(jiān)督保證工作的。所以江校長并沒有兼任黨委書記。江校長是個大好人，沒想到后來……真是呀！現在好多事情都記不清楚了，但是想到過去的老同志就傷心，很多人都不得善終。

院系調整之后，學校就開始學習蘇聯了，什么都學習蘇聯，搞什么六節(jié)一貫制（大笑），現在看起來當然是很不合理了，你想想，六節(jié)課一口氣上下來，人能不餓嗎？當時還請了很多蘇聯專家，學校里還有蘇聯顧問。政治課也由蘇聯專家來講，我因為是黨委的成員，還要去聽，其實他們講得很一般化，沒有什么意思。燕京大學原來的那套教學方式，從此之后再也沒有人提及了。

側記

有一次和朋友們吃飯，他們知道我在做燕京人物口述的事情，就問我：“有個謝道淵，你知道吧？”正巧那段時間我在看有關謝道淵的資料，正在準備關于他的采訪，知道謝道淵在院系調整之前在燕京擔任過黨總支書記，之后又在北京大學擔任黨委副書記，從這個經歷判斷，謝道淵應該是院系調整過程中燕京大學消失的核心人物。我就說我正準備去他那里。那個朋友就笑：“他有點怪?！标P于謝道淵的怪，我多多少少也聽說過一些，他不喜歡談及自己的過去，也不喜歡接受媒體的采訪。

我開始給謝道淵打電話的時候，說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跟我說：“好像沒有什么可談的?！蔽疫B忙說出了介紹人的名字，也是一位燕京的老人，算是謝道淵原來的上級，他才同意我去。到了他的家里，謝道淵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怪，很慈祥的一個老人。但是我們的談話卻不怎么順利，他好像完全忘記了過去，回不到原來的場景，這讓我有點氣餒，幾乎以為這個采訪就要失敗了。我做了最后的嘗試，從謝道淵接觸到地下黨組織開始談起，這時候，謝道淵的話才慢慢多起來。

一點一點地，我們談到院系調整中的燕京，謝道淵的敘述簡潔，較少涉及到自己，平淡得幾乎是在講別人經歷的事情，仿佛他并不是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這讓我想起了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的一段話：“共產黨員能夠說出一切在青年時代所發(fā)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紅軍一接觸之后，他就把自己丟開了。如果你不重復地問他，你不會聽到任何關于他自己的事情的……”謝道淵的情形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觸類旁通。

在訪問的最后，我向謝道淵問及北大社教的有關情況，那是另外一場謝道淵深深卷入其中并受到沖擊的運動，他顯得很激動：“我不過是個馴服工具。馴服工具嘛，自然是領導怎么說我就怎么做，但是到頭來我卻做錯了?！笨粗先擞行﹤?，我沒有問下去，不過，當我整理完這篇口述，卻理解了這其中許多“組織安排”“讓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