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的三國鼎立時代，同樣成了魏晉玄學生長的溫床，因為這是一個學術氛圍混亂的時期，按照明朝大儒黃宗羲的說法，就是這時期“東說儒，西談道”，西北地區(qū)道教流行，東部的曹魏政權，雖勉強維持儒家正統(tǒng)，卻也搖搖欲墜。名士們所堅持的思想理論在日漸壓迫的社會傾軋下，迫切需要發(fā)展，尋求一方突破口，來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時代里的新的思想主流。這時候經學之風演變成當時在朝廷里對于用人是否得當的具體評議，而這正是后來興起并盛行的“清議”，又稱“清談”。三國割據時期的前半段，就是這樣一個玄學發(fā)展的青春期。“清議”的產生，意味著它已成長為青年。

而后來魏初正始年間的改制運動，令勃勃興起的玄學，從此走向了成熟。曹芳為鞏固自己的政權，迫切需要拉攏一大批仁人賢士來維持他的統(tǒng)治思想。偉人都是應時代而生的，這時候出了兩個人物，也是后來玄學能大力發(fā)展的推動者，何晏和夏侯玄。這兩人主張在道家的思想形態(tài)上，吸收部分儒家思想言論，推崇《周易》《老子》《莊子》三本經典，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究極宇宙人生的哲理,也就是“本末有無”的問題,崇尚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這就是玄學。他們立志將其發(fā)展推廣，但是這并非是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調和儒道,使儒道兼容，這也在某方面說明了魏初年間士人們對于學術的包容之心，有容乃大，集百家之長，融于一爐，鍛煉而出的必是精品學術，所以后來玄學之所以能盛行百年之久，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當初士人們這種包容之心，雖不同于其他學術，但也不沖突，既滿足了統(tǒng)治者的部分統(tǒng)治思想，也順應了民間仁人賢士對思想自由的極力呼吁，這為玄學在后來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健康的環(huán)境。

魏晉年間，玄學之風大興，頗有眾家之首的感覺。人人論玄，通常仁人賢士論玄的方式以清談為主，不談儒、不談道、不談民生、不談時政，只談玄。魏末西晉時代為清談的前期,承襲了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實際問題和哲理進行反復辯論，這也與當時士大夫的出處進退關系甚為密切，畢竟當初不少士大夫之前是跟從曹氏一門的，后來司馬集團興起，很多士大夫在朝廷之中遭遇到進退兩難的問題，不少人也因此退出朝野，歸隱山林。清談之風的發(fā)展可概括地分為正始、竹林和元康這三個時期,在理論上相對偏重老莊之道，但主要的仍是對儒家名教的一個態(tài)度,這也代表當時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傾向不同。正始時期玄學家中,以何晏、王弼為代表,從研究名理而發(fā)展到無名。而竹林時期玄學家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皆標榜老莊之學,以自然為宗,不愿與司馬氏政權合作。元康時期玄學家以向秀、郭象為代表。東晉一朝為清談后期,清談只為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作為名士身份的裝飾品,并且與佛教結合,發(fā)展為儒、道、佛三位一體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