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為此，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魏晉的知識分子們，雖然講究的是明哲保身之術，在政治活動中大部分都是消極的，但是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這種長期壓抑的消極，卻得到了最好的反彈甚至釋放。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行文大膽、開放，甚至無拘無束，都是中國文學中的另類，政治高壓下的發(fā)泄，成為魏晉文學開始“自覺”的原動力。

魏晉時期的文化政策，尤其是西晉時期的文化政策，對魏晉文學的自覺改革，可以說推波助瀾，魏晉的統(tǒng)治者雖然標榜封建社會的禮教思想，但是從司馬昭到司馬炎，卻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司馬炎登基后，深知司馬家族屬于篡逆上臺，一味的政治高壓，很可能會遭到曹魏政權同樣的報應，因此對于知識階層，轉為懷柔政策，在這樣的政策下，司馬炎時代，魏晉的言論得到了最大的開放、包容、尊重，特別是魏晉知識分子的叛逆行為，在司馬炎的眼里，都只是文人發(fā)發(fā)牢騷，算不上什么大事。司馬炎限制知識分子參政的權力，信用貴族，同時又給了他們最大的發(fā)泄自由，允許他們自由地在各種文學形式中表達自己的思想，這么做的結果，就是西晉時期中國文化的百花齊放，可以說這個自由的時代，和西晉時期文化政策的松動很有關系。

西晉的這種文化松動，并沒有換來知識分子的感恩戴德，相反帶來了更大的動蕩。中國傳統(tǒng)語言中，有一個詞叫“戾氣”，也就是怨恨之氣，魏晉的知識分子，大多數(shù)都是充滿戾氣的，他們沒有后來中國知識分子所恪守的忠君思想，高高在上的君王，在他們眼里一文不值，這么做的原因，一是因為從魏到晉，兩家的統(tǒng)治時間都不長，皇帝換得快，也就貶值得快。而長期以來的高壓政策，造成了知識階層與統(tǒng)治者之間的不信任。司馬炎的這些補救措施，很難在短期內彌合這樣的裂痕，而西晉時期全國的統(tǒng)一，使中國表面上消除了外來侵略的生存威脅，國家沒有了外患，就有內憂，這個內憂就是中國統(tǒng)治階層的徹底腐化，面對這一切，知識分子的戾氣加重。魏晉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們考慮更多的，不是怎樣建功立業(yè)，而是該怎樣在這個特殊的年代里平安地生活下去，所以文學創(chuàng)作，對于他們來說，既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生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