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香成  序

（普利策獎唯一華人得主；曾任《時代》周刊、美聯(lián)社記者，時代華納常駐中國代表，新聞集團中國區(qū)副總裁）

努力做好一個普通記者

出版社囑我為一本學習傳播和媒體的教科書寫序，我發(fā)現(xiàn)自己正面這樣一個悖論--要將這門學科掌握到最好，不僅得學習更廣泛的人文學科，還必須擁有在傳媒業(yè)內(nèi)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

上世紀70年代，我去紐約念大學之前，我父親的一位同事，他曾是《新聞周刊》（Newsweek）的撰稿人，在得知我選擇新聞學作為專業(yè)時，勸告我說：“你可以去研究人類學、語言學、歷史等等一切你感興趣的學科，新聞學除外，因為沒人能教你這門學問?！?/p>

兩名美國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使尼克松總統(tǒng)（Richard Nixon）因水門事件而不得不在任期內(nèi)辭職時，全美國的新聞學院突然時髦了起來--就像現(xiàn)在的中國一樣，也和60年代全民學俄語、80年代興起學日語的情況相仿。但我想奉勸那些抱負遠大的記者們引起警惕，不要在得獎的誘惑以及公眾對所謂“成功記者”的崇拜之下失去自我。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只是這一職業(yè)崇高的內(nèi)在召喚而已。然而不幸的是，這個行業(yè)的丑聞實在是層出不窮。比如，1980年，《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記者珍妮特·庫克（Janet Cook）編造了一個名叫“吉米”的六歲男孩吸毒的假新聞；2003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杰森·布萊爾（Jason Blair）杜撰了36篇報道中的事實和摘引而舉國震驚（本書第15章對此案例有詳細的介紹）。

“謊言千遍即成真理?？紤]到謊言引發(fā)的政治、經(jīng)濟或者軍事上的效應，國家可以對說謊者加以庇護，也只有得到國家的庇護，謊言才能被一直維持下去。調(diào)動一切力量鎮(zhèn)壓那些持有不同政見的人對于國家來說十分重要，因為真理乃是謊言的天敵，我們不妨將之拓展，即真理是國家最大的敵人。”這段臭名昭著的話，出自希特勒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

我想在中國，我們這些在世的、還沒有忘卻歷史的人，都不免會想到“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所吃的苦頭。

我最終選擇了政治學，后來進入美國的主流媒體開始了自己的職業(yè)生涯。我很愿意同本書讀者分享一些想法，因為你們有一天可能也會考慮進入這個行業(yè)。

由于媒體平臺正在由平面/電視向互聯(lián)網(wǎng)和手機大舉遷移，在這種形勢之下，只有一件事情幾乎沒有受到什么影響，那就是如何將一個故事，以及我們敘述故事的形式傳播出去。將一篇準確的報道明白無誤地傳遞給大眾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向你們道出內(nèi)中艱辛之前，我想先同你們談談這個行業(yè)最頂尖的記者們所謂的“矛盾的真理”。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國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中，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描繪了這樣一幅中國圖景：這個國家每年生產(chǎn)的衣服和鞋子是世界總產(chǎn)量的一半，每年要用掉全世界總消耗量40%的水泥和煤，30%的鋼鐵和12%的能源。中國已充分融入了世界經(jīng)濟體，它使得全球油價翻了一番，同時電腦的價格減半。珠江三角洲的城鎮(zhèn)以每年一個倫敦的規(guī)模迅速增長；與此同時，為了與新的都市圖景同步，上海的地圖每兩周都需要重畫。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潘公凱（Phil Pan）所著《走出毛澤毛時代》（Out of Mao’s Shadow）中說，對于中國人來講，剛剛過去的25年是這個國家5000年歷史里最好的一段時光。

但他的同事潘文（John Pomfret）則持相反意見，指出中國現(xiàn)在陷入了四大困境：人口老齡化、被高估的經(jīng)濟、四面楚歌的環(huán)境和上行下不效的意識形態(tài)。盡管中國的GDP預計將在2025年左右超過美國，但是這是由13億的人口基數(shù)決定的，按人均來看，中國還沒像人們恐懼的那樣成為一條巨龍，最多是中等個頭的蜥蜴。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排名，中國排在世界第109位，處于斯威士蘭和摩洛哥之間。

今天中國這種巨大的矛盾的確讓人迷惑。根據(jù)一篇報道，中國在上個十年里制造了45萬名百萬（美元）富翁，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都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