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國都引起極大的憤怒。兩國政府都被卷入丑聞之中。約翰·勞逃往布魯塞爾，攝政王名譽掃地，于1723年辭職，此后法國的事務由紅衣主教弗勒里處理。英國更換了大臣。羅伯特·沃波爾成為喬治一世的主要大臣，他是一位信仰輝格黨的地方鄉(xiāng)紳，長期擔任下院議員，并從一開始就告誡過南海公司騙局。

不列顛擺脫危機比法國順利一些。勞的銀行，一家有效的機構，在一片反對聲中倒閉了。法國在18世紀其余的時間內，便缺少一個充分的銀行體系。法國投資者對紙幣安全產生一種病態(tài)的恐懼，明顯地愿意將積蓄投向土地。法國的商業(yè)資本主義和信貸制度的發(fā)展遭到了阻礙。在英國，也出現(xiàn)了同樣的擔心，議會通過“泡沫法”，禁止除政府特許外的所有公司用出售股票來募集資本。在兩國，現(xiàn)代公司以股份制籌集資金的發(fā)展被延緩了一個多世紀。商業(yè)企業(yè)繼續(xù)是典型的私人所有或合伙公司，借助自己利潤的再投資來擴大企業(yè)，因而就多了一個保持利潤和壓低工資的理由。但在英國，沃波爾設法解救了南海公司、東印度公司、銀行和所有在公眾眼里暫時喪失信譽的公司。英國繼續(xù)完善它的金融機構。

兩國政府的信用都因為“泡沫騙局”而受到損害。法國戰(zhàn)爭公債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取消償付。在許多情況下，拒付債務在道義上是無可非議的，因為許多政府債權人都是無恥的發(fā)戰(zhàn)爭財?shù)募樯?；但在財政上，拒付卻是災難性的，因為它使借錢給國家的誠實的人們感到沮喪。稅收的改革也進展不大。貴族繼續(xù)逃避路易十四強加給他們的納稅，約翰·勞的稅收計劃連同他的方案的其余部分一概落空了。1726年一位財政部長試圖對所有財產征收2%的稅金，既得利益集團在巴黎高等法院的領導下，否決了這個建議。由于缺乏足夠的收入和拒付債務，法蘭西君主國幾乎信用掃地。在18世紀，公債或國債的概念很難在法國得到發(fā)展。債務被認為是國王的債務，除少數(shù)大臣外，沒有一個人感到對此負有任何責任。波旁政府事實上經常通過教會、省三級會議或巴黎城籌措借款，人們認為它們的財政信用比國王本人好。政府因對外政策和對外戰(zhàn)爭而處于嚴重的困境。它不能充分地開發(fā)自己臣民的財富。

英國沒有拒付任何債務。沃波爾通過政府不斷撥出必要資金支付政府債務本息的辦法，設法建立起償付資金的系統(tǒng)并保持其運轉。英國政府的信用變得絕對可靠。債務被認為是國債，英國人民自己承擔責任。議會政府使得這種發(fā)展成為可能。在法國，沒有一個人能說出國王或其大臣們會干什么，因此，每個人都不愿將自己的錢托付給他們。在英國，有錢的人還可以通過議會決定國家的政策，決定錢的用途，征收足夠的稅金以維護債務的信用。這里也存與法國類似的事情，控制英國議會的地主像控制巴黎高等法院的地主一樣抵制直接稅，致使英國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或以上都是取自人民群眾所交納的間接稅。但地主甚至公爵也交納大量的稅金。英國不像法國一樣，存在按階級或階層免稅的規(guī)定。所有的有產者都與政府利害攸關。國家的財富是國家債務的后盾。國家的信用似乎是無限的。這是從1694年創(chuàng)建英格蘭銀行到120年后拿破侖失敗期間，英國與法國各次交戰(zhàn)中的最大王牌。政治自由和英國議會的權力產生了英國的強大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