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相對于生產的增長才是有意義的比較

坦率地說，宏觀經(jīng)濟分析若和利益攪在一起，那么顛倒黑白的事就會經(jīng)常發(fā)生。有時候說多了，反而被社會誤認為是真理。

我質疑最近從投資銀行的宏觀分析師中傳出的一些觀點，這些觀點或許都是為了市場的利益。最有代表性的例如“難道中國人沒有消費嗎？”，“令人驚喜的中國消費者”等等。

老實講，孤立地談消費，要么是無知，要么是攪局，混淆視聽。中國這么大的人口基數(shù)，是美國的4倍，日本的7倍，德國的10倍。消費總量的比較離開了人口基礎又有何意義呢？

的確，以總量而論，中國的消費總量在當下全球排第四，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以現(xiàn)階段的經(jīng)濟增長速度而論，中國很可能在兩年后將超過德國，成為第三，5年后超過日本，成為第二。

但是，按人口基數(shù)計算，4個中國人的收入支撐一個中國人的消費，才抵得上一個美國人消費的20%；而現(xiàn)實情況很可能是，數(shù)十個中國人的收入支撐一個中國人的消費。所以在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等高檔消費區(qū)，甚至在法國巴黎，中國人都表現(xiàn)出令世界感到瞠目的購買力。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大國的同時，中國的家庭消費率卻下降到了35%。

宏觀分析要講結構—生產和消費結構，脫離生產增長講消費增長，消費增長再快也沒有意義。相對生產來說，中國的消費增長是滯緩的。中國家庭消費的增長長期顯著落后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更顯著落后于投資的增長。

圖1–22 中國的投資消費結構失衡加劇

資料來源：CEIC

家庭消費的增長速度取決于家庭收入和財富增長速度，而不是國民經(jīng)濟的總體增長速度。如果家庭收入增長慢于國民收入增長，而且消費信貸不發(fā)達，消費速度增長就會低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及儲蓄率。消費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間的差距由此產生。

所以，進入21世紀的10年，中國的家庭消費率大幅下降了10個百分點，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家庭所得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萎縮，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也越來越萎縮，勞動報酬占比持續(xù)下降。

財富結構的扭曲拜賜于三大剩余分配機制

一是金融上的“劫貧濟富”。

政府的高負債決定其將長期維持低利率。這相當于窮人在補貼富人，因為低收入者的資產多以存款形式存在，而富裕階層可以用資產對沖掉通貨膨脹。這也相當于居民在補貼國有部門，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如果要支付合理的借貸利率，其利潤可能會完全消失。

二是資源的暴利。中國雖然資源匱乏，但資源稅卻幾乎為零。那些被批準使用資源的人幾乎都是在免費使用資源，從而獲取暴利。而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許可證來開采資源的，只有壟斷部門以及和政府關系密切的企業(yè)。

從土地資源看，固化的“土地財政”模式使得政府似乎也無動力改革農村與城市土地市場、改變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供給中的壟斷地位，無限度地榨取土地溢價。

三是壟斷的暴利。從經(jīng)濟學意義上講，壟斷利潤來自于將產品的價格定在均衡價格之上，這樣，部分消費者剩余就轉化成為壟斷生產商的利潤。中國的壟斷部門比這更厲害，他們不僅能將產品的價格定在均衡價格之上，而且還可以將要素和資源的價格定在均衡價格之下，于是消費者剩余就被拿走了，甚至全民福利也被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