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期望將非德意志的各民族保留在新的德意志國家里，而每當這些民族以行動來表達其本民族的愿望時，國民議會則又必然地依賴于奧地利和普魯士軍隊。當溫迪施格雷茨鎮(zhèn)壓了捷克的革命時，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不禁為之拍手叫好。它對普魯士軍隊鎮(zhèn)壓波森的波蘭人這一行動也表示滿意。在這個問題上，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和在柏林舉行的普魯士國民議會，意見并不一致。前者的議員認定普魯士的革命議會太激進和親波蘭，因比實際上是支持普魯士軍隊和容克去反對柏林的革命的。而沒有柏林的革命，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原本就不可能存在。總之，國民議會轉而反對柏林的革命運動，從而失掉了先前支持它的群眾基礎。當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后來發(fā)起一系列反對容克、沙皇以及法蘭克福的騷亂的時候，議會承認本身的虛弱和脆弱，只能請求普魯士軍隊作為自己的庇護者。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失敗

1848年末，垮臺的日子臨近了。民族主義者彼此都要將對方置于死地。整個中歐地區(qū)，從丹麥到那不勒斯，從萊茵蘭到羅馬尼亞，覺醒了的各個民族彼此不再尊重對方的愿望，大家都為對方的失敗而幸災樂禍。隨著互相之間的爭吵，舊的專制制度和民族壓迫的秩序得以加速恢復。在柏林和維也納，依仗軍隊歸來的反革命勢力重新執(zhí)掌了政權。12月間，法蘭克福國民議會最后發(fā)表了一項“德國人民權利宣言”，它包括許多個人權利、公民自由和憲法保證，是一個人道與品格高尚的文件。從內容看，它在許多方面都沿襲了18世紀法國和美國的宣言路線。但有一個明顯的不同，法國和美國的宣言說的是“人的權利”，而德國的宣言說的是“德國人的權利”。1849年4月，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完成了擬訂憲法的工作。當時已經很清楚，奧地利肯定會被排除在德國之外，原因很簡單——復辟了的哈布斯堡政府拒絕參加。因此，國民議會中的“小德意志派”便一意孤行。一個新的德意志帝國，即排除了奧地利的立憲的德意志聯邦國家的世襲元首職位，現在被奉獻給普魯士的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對此，腓特烈·威廉給吸引住了?？墒?，普魯士軍官和易北河以東的地主并不是這樣想。他們不希望普魯士湮沒在德意志帝國里。國王本身也有他自己的疑慮。如果他接受了獻上的王冠，那么他仍然要依靠暴力強令小國承認自己的皇帝稱號，而這些小國并無代表出席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也就不受國民議會的約束。事實上，這些小國的政府仍然在其本國擁有實際的權力。威廉還會受到奧地利的干擾。他并不希望戰(zhàn)爭。作為霍亨索倫王朝的繼承人，去接受一個受憲法限制并且反映人民主權的革命概念的王位，這對他也是有失體統的。他宣稱，他不能“從水溝里撿起一頂皇冠來戴”，拒絕接受它。這頂皇冠勢必要由跟他一樣身份的人，即德國各邦的君主慷慨地獻上。

這樣，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全部工作毫無成效。大部分議員原先從未打算使用暴力，結果他們被擊敗而回家去了。依然留在法蘭克福的一小部分激進分子自作主張，頒布了憲法，極力主張進行一系列的革命發(fā)動，并且號召舉行選舉。在薩克森、巴伐利亞、巴登等地都發(fā)生了騷動，但普魯士軍隊一一將它們鎮(zhèn)壓下去。普軍還將殘存在法蘭克福的議員驅散掉。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活動至此結束。

總之，1848年，自由民族主義未能產生一個統一的憲政德國，一種較少自由的民族主義很快取而代之。從長遠看來，1848—1849年德國自由主義的脆弱與失敗，助長了德國與西歐之間復雜的疏遠狀態(tài)。1848年革命的失敗使成千上萬失望的德國自由主義者和革命者流亡到美國，在那里這批自由主義移民被稱為“48年戰(zhàn)士”。

在普魯士本國，機靈的國王通過頒布他批準的憲法來安撫每一個人。這是一部具有普魯士特色的憲法，從1850年到1918年一直有效。憲法規(guī)定設立單一的國會，代表普魯士各個不同的地區(qū)。國會分兩個議院舉行會議。下議院是通過成年男子普選而產生的，這種選舉制度實際上根據納稅數額將居民分為三個等級：富人、次等富人和普通人。少數的巨額納稅人的稅款合在一起占納稅總額的三分之一，他們便選出地區(qū)選舉團成員的三分之一。地區(qū)選舉團再選出下議院的代表。按照這種辦法，一個大財主便擁有相當年數百個勞動人民的選舉權。在1850年，普魯士擁有大宗財產的人主要仍是易北河以東的容克地主。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萊茵蘭地區(qū)的工業(yè)資本家也包括進去了。容克階級同樣并未隨著農奴制的最后廢除而受到損害。他們擴大了自己占有的土地面積，而從前奴隸般的農業(yè)工人，已變?yōu)榻洕弦蕾囉诖笸恋厮姓叩淖杂晒蛡騽趧诱摺?/p>

在1850年，普魯士憲法是相當進步的。如果說在上述間接的選舉制度下，人民群眾尚能選出極少數的代表進入議會；那么在英國，直到1867年，或者甚至晚到1884年，人民群眾才能選出自己的代表進入議會。不過，普魯士憲法直到1918年仍然有效。到19世紀末，隨著民主在其他地方的進展，原封不動的普魯士選舉制度就變成反動的與鄙俗的了，它使得大土地所有者和工業(yè)家在國內享有一種不尋常的特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