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定《法經》，奠定了中華法系的基礎。后來《秦律》、《漢律》都是在《法經》的基礎上逐步擴大補充而成的，其影響持續(xù)到清末西方法系第一次大規(guī)模引入中國之時。《法經》原文早已失傳，明代董說所著《七國考》卷十二中，載有西漢末年桓譚《新論》所引《法經》條文，從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法家“刑無等級”、“重其輕者”等基本原則。其內容和形式直接影響了秦漢律法。

三、強調百姓均平和儲備原則，發(fā)展了中國古典政治經濟理論。李悝推行“盡地力”和“平糴”的經濟政策。所謂“平糴”就是把好年成分為上、中、下三等，壞年成也分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好年成的等級出錢糴進一定數(shù)量的余糧，壞年成由官府按壞年成的等級平價糶出一定數(shù)量的糧食?！稘h書?食貨志》留下了李悝經濟政策的細節(jié)，是中國古典經濟理論的重要文獻資料，全文引述如下：

“李悝為魏文侯制定了充分利用土地生產能力的教令，認為地方圓百里，總共有九萬頃，除去山地大湖村居所占的三分之一，還有田畝六百萬畝，耕耘田地勤奮小心則每畝加收三斗，不勤奮那么也減去三斗。方圓百里土地上的糧食增減一下，就是一百八十萬石粟。又說買進谷物太貴傷害士、工、商，太便宜又會傷害農民，士、工、商受到傷害，就會出現(xiàn)離散，農民受到傷害就會出現(xiàn)國家貧困。因此太貴和太賤都要傷害一方。善于治理國家的，使士、工、商不受到傷害而使農民更加勤勉。現(xiàn)在一個有五口人的農戶，種地百畝，一年的收成是一畝一石半，打成粟是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的稅十五石，剩下一百三十五石。食用，一個人一月要一石半，五個人一年要九十石粟，還剩下四十五石。賣去三十石，得到一千三百五十錢，除掉社閭春秋祭祀社神攤派三百錢，還剩一千零五十錢。穿衣，一個人大致用錢三百，五個人全年用錢一千五百，差四百五十錢。不幸的有疾病死喪的費用，及上交賦稅，還沒有算在這里面。這就是農民所以經常貧困，沒有勤勉耕種的心思而使谷物太貴的原因。因此善于按平價購糧儲存的人，一定小心觀察每年有上、中、下三種收成，大熟之年收成增產四倍(即百畝六百石)，謂除交納什一稅、食糧、穿衣、祭祀費用等外，最后剩余四百石；中熟能收到平常年景收成的三倍，最后還剩三百石；下熟能收到平常年景收成的一倍，最后還剩一百石。小饑荒能收到一百石，中饑荒能收到七十石，大饑荒能收到三十石。所以豐收之年官府收購糧三百石，余一百石由農戶自己儲存，一般年景買二百石，下熟之年則買入一百石，使百姓合適滿足，糧價平均，饑荒的現(xiàn)象就中止了。小饑荒時就賣掉小熟時所征的糧食，中饑荒時就賣掉中熟時所征的糧食，大饑荒時就賣掉大熟時所征的糧食。所以，即使遇到荒年和水旱災害，所買進的不貴就不會造成士、工、商離散，用有余的去補充不足的。他在魏國實行這些政策，魏國就富強了。”（原文：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日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歲終為粟九十石，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fā)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fā)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fā)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