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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效?儒效?(10)

道法中國: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的復興 作者:翟玉忠


鹽鐵會議上儒生回應桑弘羊?qū)θ寮易h論不切實際(“道古而不合于世務”)的指責時,就理直氣壯地回應說:士人都能盡到自己的職責,大夫都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情,公卿只是統(tǒng)管主要的事情,掌握大略就可以了。所以任用有才能的人只要交待一下任務就行了,并不感到勞累,那些自己去干的人會耽誤公事且沒有成績。齊桓公對管仲,既親自聽管仲的話又親自看著他。所以君子只要在選用人才上多下功夫,到使用人才時就可以一勞永逸,難道可以說君子懶惰嗎?(《鹽鐵論?刺復第十》原文: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zhí)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于求賢,逸于用之,豈云殆哉?)

歷史上士大夫階層與儒學共進退。漢武帝獨尊儒術只是一個開端,它使儒家掌握了更多的教育權(quán)力,但遠遠沒有主導國家政權(quán),董仲舒的政治作為甚至還不如孔子。因為人們發(fā)現(xiàn)儒生常常是空談家,而不是力行者。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就指出,儒家并不能治理好國家,只是無功受祿罷了。

問題是,儒家一旦控制了教育和考試權(quán),就很容易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建立起變相的貴族世襲政治。西漢經(jīng)營百年確立了在東亞大陸無可辯駁的主導地位后,亂漢家者、“純?nèi)蔚陆獭钡臐h元帝劉奭開始用儒家原則選官。他先將太學博士弟子增到千人,然后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這種做法影響了整個社會的風尚,當時流傳的一句話是:“遺子黃金滿籯(y ng,竹籠),不如一經(jīng)?!敝灰x書、表忠心就能當官進爵,大黃金時代的社會功勛制被全面破壞。當時的大儒夏侯勝這樣教導他的弟子:“儒者最怕不懂經(jīng)術,經(jīng)術如果能通曉了,要取得高官就像撿起地上的小草一樣簡單。學經(jīng)不精,還不如回家種地。”(《漢書?夏侯勝傳》原文:士病不明經(jīng)術,經(jīng)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jīng)不明,不如歸耕。)正是元帝將大批儒生引向政治中心,通過考試制度儒家逐漸成了中國中世紀的新貴族。

從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到唐以后的科舉制,儒家對政權(quán)的控制越來越緊,中國向黑暗滑入得也越深。到明朝形成了大黑暗時代,柏楊痛苦地寫道:“中國悠久而光輝的文化發(fā)展,像一條壯觀偉大的河流。紀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時,開始由燦爛而平靜。十二、十三世紀宋王朝理學道學興起時,開始沉淀。本世紀(十四)末期,這河流終于淤塞成為一個醬缸,構(gòu)成一個最龐大最可哀的時代。明王朝使中國文化淤塞成為一個醬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獄,一是八股文?!?/p>

為了說明儒家異化后“準貴族階層”的特點,我們不防詳細考察一下九品中正制。由于魏晉各級專任官員(就是所謂的“中正”)在選官時是按儒家道德標準將知識分子分為九個等級——九品,而道德又沒有辦法客觀“度量”,所以干脆以看得見的“門第”為標準。又因為血緣關系是相當明晰的,于是就形成一個松散的“儒家血緣世襲制”,這些特殊利益集團既不關心國家,也不關心民眾,它們只關心自己的門第世家,是純粹的寄生集團。

柏楊的《中國人史綱》總結(jié)說:“知識分子如果他既不是大地主而老爹又沒有做過大小之官,縱有很高的學識能力和很高的道德聲譽,也不會被評為上品。大地主和大小之官(二者事實上往往合而為一)的子弟,即令不識幾個字而品德又很惡劣,仍然是上品。有門第的士大夫分別擔任大小中正,他們不允許利益外溢。于是,同一士大夫階層,又分為二:一是世家,一是寒門。就在本世紀(三世紀)末,已出現(xiàn)‘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家’的丑陋現(xiàn)象。”(柏楊,《中國人史綱》,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90頁)這種儒家復古政治存在了300多年,后來才被同樣窒息人性的科舉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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