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世紀的回憶

我十三四歲的時候才第一次離開阿拉貢。因為我們家的一些朋友邀請我到他們那里做客，他們當時正在靠近桑坦德的維加·德·巴斯度夏。在穿越巴斯克地區(qū)的時候，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了一片嶄新的﹑意想不到、迷人的景色，與我在此之前所見過的風景完全不同。我看到了彩云、霏雨、霧氣朦朦的森林，還有石上濕漉漉的苔蘚……這種美妙悅人的印象一直延續(xù)不斷。我則酷愛北方，是嚴寒冰雪和山中風暴的寵兒。

下阿拉貢的土地十分肥沃，但是極為干燥，塵土飛揚。有時一兩年里也看不到云團在冷漠的天空匯聚。偶爾，有一塊大膽的積云從山背后探出身來，這時候開食品店的鄰居就要來敲我家的門。我家屋頂上有個尖型的小了望臺，他們爬上去觀望云團緩慢的飄移達幾個小時，然后搖頭悲嘆：

“刮的是南風，云要飄遠了。”

他們說得有理，那塊云彩果真一滴雨都沒落就飄遠了。

有一年苦旱，卡斯德塞拉鄰村的居民們由神父帶領，組織了一場祈雨降恩的儀式，那一天，烏云在村子上空點點滴滴地灑了點兒雨水，看來祁雨幾乎毫無用處。

更糟糕的是，祈雨尚未結束，烏云已盡消散，酷日當空普照。

幾個村都有的那種魯莽漢子拎起隊伍前面的圣母像，在經過一座橋時，把圣母像扔到了瓜達盧佩河里。

可以說，我出生(1900年2月22日)的村鎮(zhèn)一直處于中世紀狀態(tài)，這種情況延續(xù)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那是一個孤立靜止的社會，階級劃分的標記明顯。勞動者對于上層人士及地主的尊敬與馴服代代相傳，扎根于傳統(tǒng)的習俗之中，看起來是堅不可摧的。平緩單調的生活日復一日，比拉爾教堂的大鐘具有組織和指導生活的絕對權威。大鐘宣布宗教儀式開始(彌撒、夕禱、奉告祈禱)，以死亡鐘聲和彌留鐘聲告知日常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如果一位村民將要歸天，大鐘即為他發(fā)出沉重的哀鳴；對與死亡作最后抗爭的成年人敲響的是大鐘，聲音深沉、肅穆；為彌留之際的孩子敲響的是一個比較輕的銅鐘。不管是在田野里，還是在大路上，街道中，人們會駐足尋問“誰要升天了？”

我還記得火災發(fā)生時的警鐘聲，以及盛大節(jié)日期間做禮拜時的宏亮鐘鳴。

卡蘭達的居民人數(shù)不足五千。這座特魯埃爾省的大村鎮(zhèn)距阿爾卡尼斯十八公里，沒有什么特別的東西供給匆匆過往的旅客?；疖嚢盐覀儚乃_拉哥薩帶到阿爾卡尼斯。車站上有三輛馬車等著我們。最大的那輛馬車叫“花園女工”，后面是“戰(zhàn)船”，這是一種封閉式的馬車，最后一輛是雙輪的小馬車。由于我們家人口多，還帶著行李，并有傭人跟隨，所以雖是三輛馬車也坐得滿滿當當。我們用了近三個小時走完十八公里的路程，到達卡蘭達，頭頂炎炎烈日，不過我不記得有哪一分鐘讓我感到索然無味。

除了在比拉爾節(jié)和九月節(jié)，卡蘭達很少來外鄉(xiāng)人。每天大約十二點半的時候會來一輛由兩匹騾子拉著的從馬甘來的驛車，車后塵土飛揚。這輛車帶來郵件并不時地帶來流動販貨的客商。直到1919年，這個村里才有了第一輛汽車。

這位買車的人叫堂·路易斯·岡薩雷斯，他開明，現(xiàn)代，甚至還是個反教權者。他的母親堂娜·特立尼達德是一位將軍的遺孀，來自塞維利亞一個貴族家庭。這位顯赫的夫人由于仆人們的不慎輕言吃了些苦頭。事情是這樣的，夫人為了自己沐浴方便，使用了與眾不同的洗浴設備，它呈吉他形，設計豪華?？ㄌm達上流社會的名媛淑女認為特立尼達德夫人有傷風化，長久以來不和她講話。

當葡蚜蟲大肆侵襲葡萄園的時候，這位堂·路易斯采取了一個重大行動。當時，葡萄秧無望地死掉，而農民們拒絕像全歐洲做的那樣，把葡萄秧拔掉，改栽美國的葡萄秧。一位專程從特魯埃爾趕來的農藝師在鎮(zhèn)辦公大廳安放了一臺顯微鏡，為的是能讓人們觀察到這種寄生蟲?？山Y果還是毫無作用，農民們依舊拒絕改換秧苗。這時，堂·路易斯樹立了榜樣，下令把他地里的秧苗全拔光了。為此他受到死亡的恫嚇，他去葡萄園散步的時候都得帶著獵槍。阿拉貢人特有的群體的固執(zhí)最終被克服了。

下阿拉貢地區(qū)出產西班牙甚至全世界最好的橄欖油。有幾年收獲豐碩，但也經常處于干旱的威脅下，旱情會使樹葉全都落光。一些卡蘭達的農民常年趕往安達露西亞地區(qū)，到科爾多瓦和哈恩省學習修枝，那里的大行家們身懷絕技。初冬時節(jié)開始收獲橄欖果。勞動時，農民們高唱橄欖霍塔曲。男人們登梯上樹，用棍子敲打樹枝，女人們則拾起落地的橄欖。橄欖霍塔曲是如此甜美，旋律悠揚、細膩。至少在我的記憶中是這樣。這與阿拉貢民歌顫動而粗獷的音調形成鮮明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