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我見到過不少這種表現(xiàn)，但多少還有所掩飾的例子，我稱之為莫爾希略主義。我們每個人多少都有點“莫爾希略式”。雷薩熱在《吉爾·布拉斯》中通過格拉納達主教這個奇妙的人物向我們展示了這種態(tài)度的典型狀況。“莫爾希略主義”產(chǎn)生于對夸贊的貪婪的渴望。用盡所有可能的贊美，而后引起批評--一種用常規(guī)衡量的批評--，不能說沒有一點受虐狂的性質(zhì)，以此作為掩飾，使不謹慎者理虧辭窮。

那些年馬德里新開了幾家電影院，吸引著日趨熱心的觀眾。有我們是帶著女朋友去影院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在黑暗中靠近她們，這樣一來，每部影片都變得精采了，還有些影片是和大學(xué)生公寓的朋友們一起去看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比較愛看吸引人的美國喜劇片，如：本·特平、哈羅德·勞埃德、巴斯特·基頓、麥克·塞納特小組的所有喜劇演員。我們不太喜歡卓別林。

那時電影還只是一種消遣。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想過它是一種新的表現(xiàn)方式，更不要說是一門藝術(shù)了。人們只提詩歌、文學(xué)和繪畫。那時我從未想過有朝一日我能成為電影工作者。

我和其它人一樣也寫詩。第一首詩刊登在《極端》雜志上(也許是《地干線》)，題目是《配樂曲》，表現(xiàn)了三十種樂器，每一種寫了幾行或幾節(jié)詩。戈麥斯，德·拉·塞爾納向我表示了熱烈祝賀。當然他應(yīng)該從詩中很容易地看出他的影響。

比較而言，我認同的藝術(shù)運動是“極端主義”，它力圖作藝術(shù)表現(xiàn)的急先鋒。我們知道達達和高克鐸，也很崇拜馬里內(nèi)蒂。那時超現(xiàn)實主義尚未誕生。

我們合作創(chuàng)辦的最重要的雜志叫《文學(xué)報》，主編是戈麥斯·卡瓦耶洛，它登載過“二七年一代”所有作家的作品及老一輩作家的作品，也接受過一些我們不認識的加泰羅尼亞詩人的創(chuàng)作，還有葡萄牙的，感覺上講這個國家離我們比印度還遠。

我欠希梅內(nèi)斯，卡瓦耶洛很多情，他今天仍住在馬德里。不過我們的友誼因政治問題受到損害。這位《文學(xué)報》主編不肯放棄重振西班牙大帝國的希望，服從于法西斯勢力。十幾年后在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前夕，當每個人都在選擇陣地的時候，我在馬德里北站的月臺上看見了希梅內(nèi)斯·卡瓦耶洛，我們擦肩而過沒打招呼。

我曾在《文學(xué)報》上登過其它詩歌，后來又從巴黎寄去過幾篇影評。

與此同時，我繼續(xù)進行體育活動。-一個叫洛倫薩那的業(yè)余拳擊冠軍把我介紹給偉大的約翰遜，這位黑人像老虎一樣帥，曾經(jīng)好幾年奪得世界拳擊冠軍。據(jù)說，他的最后一場比賽有弊，為了錢他讓對手贏了。他已退役，和妻子露西亞住在馬德里“宮殿”旅館。看來他的習(xí)慣也不是無懈可擊的。在許多日子里我清晨出去和約翰遜、洛倫薩那一起鍛煉，從“宮殿”一直跑到三四公里以外的賽馬場。掰腕子時，我總能贏這位拳擊手。

1923年我的父親去世了。

我收到薩拉哥薩來的電報：“父病危，速歸。”我總算趕上見他一面，他很虛弱(死于肺炎)，我告訴他，我已去薩拉哥薩省進行這一地區(qū)的昆蟲研究。他請求我一定好好照顧母親，四個小時后他就去世了。

那一夜全家都聚在一起，地方不夠用了，卡蘭達來的花匠和廚師睡在客廳地板上鋪的床墊上。一個女傭幫我給父親的遺體更衣，為他打好領(lǐng)結(jié)。為了給他穿上靴子，我們不得不把靴筒從邊上劃開。

所有的人都睡了，我獨自為父親守靈。我的表弟何塞·阿莫羅斯從巴塞羅那乘火車要在凌晨1點鐘趕到這里。我喝了不少白蘭地，坐在床邊，仿佛看到父親在呼吸。我走到陽臺上吸一支煙，一邊等著去車站接我表弟的汽車回來--那時正值5月，空氣中散發(fā)著金合歡花的香氣--忽然我聽到飯廳里有響動，好像是一把椅子撞在墻上。我轉(zhuǎn)過頭竟看到父親站了起來，兩手伸向我，臉上帶有威脅的表情。這種幻覺--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持續(xù)了約十秒鐘就消失了。我走進傭人們睡的房間跟他們躺在一起。其實我并不是害怕，我知道那是幻覺，但我不想獨自一個人呆著。

第二天舉行了葬禮。另一天，我就睡在父親死去的那張床上。出于提防，我把他的手槍放在枕下--槍很漂亮，柄上鑲著金和珍珠--以備一旦有幽靈出現(xiàn)就開槍。不過幽靈沒再出現(xiàn)。

父親的死對我來說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我的老朋友曼特孔還記得當時沒過幾天我就穿上了父親的靴子，我打開他的寫字臺并開始吸他的哈瓦那雪茄。我已擔起一家之主的職責。我母親當時不過40歲。不久我給自己買了輛“雷諾”車。

如果不是父親去世，我可能還要在馬德里多待些時間。我剛剛獲哲學(xué)碩士學(xué)位，并不打算再讀博士。我希望不惜一切走出去，只等待機會。

1925年機會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