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督粵的龍濟光借“水災善后有獎義會”之名，招商承辦鋪票公賭，省府的承辦權(quán)由著名殷商麥竹寰投得?；糁ネヘ攧莶蝗琨準洗螅匀坏酶拾菹嘛L。但霍氏絕不寂寞，開始與龍氏的部下結(jié)交酒肉朋友。一個商界老友發(fā)現(xiàn)高佬裘竟然與龍大人的幕僚稱兄道弟，拜托霍氏去廣府活動，拿下江門、佛山兩地的鋪票分廠經(jīng)營權(quán)。高佬裘賢弟果然了得，馬到成功搞掂江門、佛山的鋪票承辦。不料，此位老友有事脫身不開，霍芝庭便與植梓卿合資，先向廣府繳納高額的賭牌費，然后投資租館辦票廠。霍氏與植氏分工，霍氏坐鎮(zhèn)江門廠，植氏主理佛山廠。兩廠均是1916年元月正式開票。

霍氏并未真正坐鎮(zhèn)江門，沒多久便殺回廣州來，與同行大冤家麥竹寰搶一杯羹。

鋪票開辦之初的晚清，票價高者一元，低者也有半元。那是官府和紳士們定的不成文的規(guī)矩——富有者參賭。那時，廣州一個伙計的月薪才兩塊銀元，參賭無疑是一種高消費博娛。后來鋪票的參與者越來越多，為推行大眾化，票價才一降再降。麥竹寰承辦廣州鋪票，票價定為1角5分一條，對下層市民來說，這也是高價賭資。

江門的票價定為5分一條，這是因為江門的富裕程度低于廣州。但霍芝庭深知，廣州也不是富豪遍地，貧窮而又祈望發(fā)財?shù)娜瞬挥嬈鋽?shù)，他們會為廣州昂貴的票價發(fā)愁。于是在1916年春節(jié)甫過，廣州街頭赫然出現(xiàn)江門鋪票代投處。投買不起1角5分鋪票的人，立即轉(zhuǎn)為投買5分的江門鋪票；即使出得起廣州鋪票賭注的人，為貪同樣賭注而有三次中彩機會也投買江門鋪票。廣州鋪票頭彩5萬，江門是萬，賭客打過“一次與三次”的經(jīng)濟算盤后，大都把賭注壓向江門票。不論何處出售的江門票，開彩均在江門的票廠，但霍芝庭會把中彩的票號迅速送至廣州的代投處，中彩者可就地憑票根對彩領取彩金，極大地方便了廣州的票友。

江門票走俏省府，有充沛賭資做后盾的霍芝庭很快就把頭彩提到2萬、3萬。而廣州票少有人問津，生意蕭條的麥竹寰不得不把頭彩降為3萬、再又降為2萬。這樣，廣州票更無人問津。

廣州票商麥竹寰向龍濟光告狀，當時桂系護國軍正在與龍部交火，龍濟光地位岌岌可危，沒有理睬麥竹寰。退一步講，就算龍氏在廣東的地位穩(wěn)如泰山，未必會維護麥竹寰，因為其時霍芝庭已與龍氏的親信打得火熱。

1918年，桂系軍閥陸榮廷督粵期間，由軍官組織的源源公司牽頭，掀起廣東番攤公賭潮。籌餉當局將廣州市區(qū)開片招賭，霍芝庭投得珠江長堤繁華地段的賭區(qū)，每月承餉3萬元。霍氏一家伙在長堤開設明德、榮生、廣恒、廣益四間番攤公司，因頭寸較緊，拉他在澳門賭業(yè)的老友李鏡泉參股。

霍芝庭在廣州賭界名聲大噪，為當時最大的番攤商。

1920年，陳炯明出任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他以軍法禁賭，賭界風聲鶴唳?；糁ネヅc李鏡泉逃到澳門，澳門擠滿了粵省的賭商，霍芝庭見難以繼業(yè)，便轉(zhuǎn)道香港避風。

霍芝庭并未做寓公，而是從事銀行資產(chǎn)買賣。香港有一間華商民營的廣東銀行，創(chuàng)立于1912年，是當時香港唯一的華資銀行。該行開辦招股時，霍芝庭認了一些股份，但不是大股東，勉強算是開創(chuàng)元老吧。華資銀行怎能與匯豐、渣打、有利等英資銀行競爭？不少股東心灰意懶，打算拋售股份。霍芝庭無法預測陳炯明的天下能坐多久，陳炯明在清末做議員時就是鐵桿禁賭派，陳炯明只要在廣府一天，賭商永無翻身之日。而澳門賭商云集，生意難做。權(quán)衡之下，霍芝庭就陸續(xù)接下別的股東讓售的股份，以當時霍氏的財力論，霍氏的持股量不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