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次“沒齒難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懷，李濟后來在重慶見到郭沫若時，也在非正式場合告訴對方“你這樣做是不對的，不要拿別人當傻子”云云，但沒有作進一步的討伐。

盡管如此，傅斯年對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給予了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進行第一屆院士選舉，事前傅斯年和胡適提出的候選人名單，都有郭沫若的大名。當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開評議會會議，討論院士候選人名單，時傅斯年赴美就醫(yī)，史語所由代理所長夏鼐出席，夏據(jù)理力爭，最后以多數(shù)票通過郭沫若列入候選人名單。但是，當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選出第一屆院士和9月舉行院士大會時，郭沫若已由國統(tǒng)區(qū)轉(zhuǎn)移到香港，即將于中共陣營中發(fā)跡，自是不把這個院士稱號放在眼里了，此為后話。

與李濟大不相同的是，董作賓由于深受郭沫若“鑿破鴻蒙”、“拍案叫絕”、“高誼”與“卓識”等吹捧的刺激，雖默認傅斯年“嚴禁資料外泄”的“家法”與“鐵律”，但對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難以忘懷。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國共兩黨的關系趨于緩和，郭沫若結(jié)束了流亡生活，拋別了日本老婆和孩子，只身一人自日本返國參加抗日宣傳活動。1940年，出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此時，已隨史語所遷往南溪李莊的董作賓得知郭沫若在重慶任職的消息，主動去信與之聯(lián)系，等待親赴重慶拜訪的機會。在苦苦等了近兩年之后，機會終于來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賓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并一道辦理史語所書刊印刷與合作社購物等事宜。適此機會，董作賓一到重慶，就迫不及待地來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開始了甲骨學“二堂”的歷史性會晤。

據(jù)董氏后來對李莊的同事說，二人見面后，郭沫若欣喜異常，兩人促膝暢談，敘新話舊，交流學術，不亦樂乎。郭沫若除設宴款待外，還借著酒興當場潑墨揮毫，賦詩相贈：

卜辭屢載征尸方，帝乙帝辛費考慮。

萬千牛推索遍，獨君功力邁觀堂。

詩中的尸方是殷墟卜辭中記載的一個方國的名字，帝乙、帝辛則是晚商王朝的兩位國王。此處郭沫若意在表達董作賓在甲骨文的考釋和研究上，已遠遠超過了聲名顯赫的一代宗師王國維。如此一番吹捧，卻令把酒臨風、已有些醉意的董作賓覺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頭腦又暈眩恍惚起來，把郭沫若當做一世英豪與鐵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館，董作賓借著酒勁，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贈絕句》一首，對郭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同時表示了自己將繼續(xù)為甲骨學事業(yè)奮斗不息的決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創(chuàng)為甲骨四堂之說，[24]立廠和之，有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qū)其時代，鼎堂發(fā)其辭例之目，著在篇章，膾炙學人。今者，觀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偽滿，惟彥堂與鼎堂，猶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掙扎度此偉大之時代。

三十一年春，訪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歡。彼方屏置古學，主盟文壇，從事抗戰(zhàn)之役，余則抱殘守缺，絕學自珍。一生事業(yè)，其將以枯龜朽骨之鉆研而為余之止境乎？興念及此，擱筆太息！[25]

此時的董作賓只顧得與郭沫若握手言歡，揮墨題跋與擱筆太息，竟把自己來重慶的職責和任務忘得一干二凈。在李莊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為光火，在給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葉企孫的信中，滿含怨氣地說道：“彥堂此行，旨在可謂場鬧之至。弟初以藥未至，遂言不去，繼得藥至，頗有去意。如去，則印刷等事必得辦妥當。旋思彥堂好朋友，而重慶未去過，故請他去，實在是有望助成其意之意。但絕未想到，彼到后只是演說，訪友、尋友（例如郭沫若處，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問也。彼之行也，弟叮囑周至，謂開會是具文，我們遇事不爭，此行第一事是出版，其次為合作社物。彼來兩次信，已謂行期在十五矣，而無一語提及出版之接洽……竟然將第一事忘了。17日始見到，在彼到渝將20日矣。大可不成話?！庇终f：“大約彥堂平日在所，辦事用心，而一經(jīng)見實，心中飄飄然，其辦事乃不可恃矣。弟本為省事，請他去，反而多事?！瓱O煩極！”[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