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怡在留德期間專門研究黃河治理，20世紀30年代歸國后從政，曾任上海工務局局長、資源委員會主任秘書兼工業(yè)處處長、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南京特別市市長等職。沈怡對黃河治理情有獨鐘，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別市長任上，仍沒有忘記黃河治理問題，曾專門組織黃河顧問團考察黃河流域，并聘請三位美籍顧問前來考察（包括薩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專家，借此機會第二次到國民黨擬建的三峽工程壩址查勘地形地質(zhì)）。1948年，沈怡出任聯(lián)合國遠東防洪局局長，駐泰國數(shù)年，領(lǐng)導治理湄公河。再后來，沈怡去臺灣，曾任國民黨當局“交通部”部長，任職6年。后因派系傾軋，元老派失勢，沈氏受到少壯派排擠，乃改任“駐巴西大使”，未久離任僑居美國，1980年去世，享年79歲。沈氏著有《水災與今后中國之水利問題》、[39]《黃河年表》（1934年出版）、《黃河問題》（1935年出版）等專著，是中國為數(shù)不多的水利專家和市政工程專家。1979年，沈怡被診斷患癌癥，希望他僅存人間的胞妹、時為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錢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視。沈性元得電并征得有關(guān)部門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將長江“三峽計劃”的資料帶去，征求這位水利專家對建造大壩的意見。當沈性元把資料取出時，沈怡卻拒絕閱看，他說：“當年建造黃河三門峽大壩時，我在國外撰文認為干不得，中蘇專家不聽，鬧成笑話。我又何必操心呢？”[40]沈性元怕回國后不好交差，一再婉轉(zhuǎn)相勸，并說 “祖國尊重專家，遠在國外還鄭重征求（意見）”云云。[41]沈怡才勉強看了一下資料，寫了幾條意見讓胞妹帶回國內(nèi)。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當年沈怡反對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具體意見如何，是否為國內(nèi)高層和專家學者所了解，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后來推測，“在當時，即使他的意見為國人所知，大概也會當作潛伏在國外的階級敵人的惡毒攻擊，反而會增加主建派的砝碼”。[42]事實上，許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運。沈怡生前還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5年后于臺灣出版，其中對錢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別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評。[43]

作為民國時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學歐美，在“五四”時期，其翻譯戲劇作品《遺扇記》于《新青年》發(fā)表。[44]此劇后來被譯為《少奶奶的扇子》或《溫德梅爾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臺演出。這是外國話劇最早的白話語體翻譯劇本之一在中國發(fā)表，也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源頭。正是在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礎(chǔ)上，才產(chǎn)生了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此后，沈性仁與徐志摩共同翻譯了《瑪麗?瑪麗》等文學作品，引起文化界廣泛關(guān)注，特別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賞。

除文學戲劇，沈性仁對社會經(jīng)濟問題亦有較大興趣，1920年，他與丈夫陶孟和合譯的《歐洲和議后的經(jīng)濟》（凱恩斯著）被納入《新青年叢書》第六種出版。荷裔美國科普作家房龍的成名作《人類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僅4年，就由沈性仁翻譯成中文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5年），在中國掀起了一股經(jīng)久不衰的“房龍熱”。后來成為著名報人、作家的曹聚仁曾回憶道：20年代在候車時偶然買到《人類的故事》中譯本，于是，“那天下午，我發(fā)癡似的，把這部史話讀下去。車來了，我在車上讀。到了家中，把晚飯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讀，一直讀到天明，走馬觀花地總算看完了。這五十年中，總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紅樓夢》，沒有其他的書這么吸引我了。我還立志要寫一部《東方的人類故事》。歲月迫人，看來是寫不成了。但房龍對我的影響，真的比王船山、章實齋還深遠呢！”[45] 盡管曹氏沒有談及沈性仁的翻譯之功，但若沒有沈氏的努力就不會有中國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類的故事》并大受影響，這一事實想來曹氏是不會否認的吧。

當年徐志摩自海外歸國，在北平發(fā)起了一個文學沙龍——新月社，常來石虎胡同7號新月俱樂部參加聚餐會和活動的人物有胡適、徐志摩、陳西瀅、凌淑華、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語堂、張歆海、饒夢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學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黃子美、徐申如等企業(yè)界、金融界人士，另有梁啟超、林長民、丁文江、張君勱等資格稍老的社會、政界名流，可謂一時俊彥，大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之聲勢。據(jù)當時參與者回憶，這些出身背景、年齡、興趣和職業(yè)不盡相同的人物，所談話題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到文學，駁雜多樣，所關(guān)心的問題也不盡一致，雖然來俱樂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