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斯年眼里，盡管蕭伯納的思想抄襲韋伯，但韋伯夫婦也不是什么好東西，是一對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義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觀念甚重，而謂人道主義者為幻想家”的庸俗之輩。傅在文章中頗負(fù)義氣地指責(zé)道：“魏伯夫婦晚年大大贊賞蘇聯(lián)，以為是一個新的文明。在東方的民族中，三個人都極其佩服日本，因為中國人‘亂哄哄’，‘不會辦事’，（好個帝國主義的看法）！魏伯游中國后，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蕭伯納游日本，路過上海幾有不屑上岸的樣子。”最后，傅斯年對蕭伯納作出的總體結(jié)論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竊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戲劇上，是一人演說；在藝術(shù)上，是寫報紙文字?！盵15]總之，在傅斯年眼里，蕭伯納是一個極其糟糕，無一是處的騙子、妄人加街頭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國自由知識分子贊譽(yù)和追捧，抗戰(zhàn)期間任《中央日報》主筆，后為臺灣東吳大學(xué)教授的程滄波評論說：“《我看蕭伯納》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這一篇短短的文章結(jié)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壓臺戲。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說：他不是學(xué)戲劇，他也不是學(xué)文藝批評，但是，像蕭伯納這樣一個題目，不是一個專家寫得好的，這樣一個復(fù)雜、迷亂、幻景的題材與人物，不是具有豐富的中西學(xué)識、超特的智慧，是沒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個蕭伯納，一刀劈下去了。蕭伯納經(jīng)他這一劈，由神奇化為腐朽，把蕭翁一生的魔術(shù)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夠了?！盵16]

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評價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個字，將永為文學(xué)批評史上重要的文獻(xiàn)，是要‘知人論世’者所不可不讀的?！险嫦壬允挷{‘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滿蕭伯納，對極了！”程與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點似不可懷疑，即傅文一出，蕭伯納的迷信和制造的神話被戳穿、打破，許多喝過蕭氏制造的迷魂湯，一直沉溺在蕭氏神話迷夢中的國人逐漸清醒，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神情越發(fā)變得清晰、明智，蕭伯納的影響也成了蜥蜴的殘夢——恐龍的時代一去不復(fù)返了。

與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馳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韋伯夫婦“社會調(diào)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動，對蘇聯(lián)的一切人事大加贊賞。1924年1月24日，蘇俄領(lǐng)袖列寧去世，已從英國回到國內(nèi)的陶孟和于2月26日，聯(lián)合李大釗、馬敘倫、郁達(dá)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要求政府與蘇聯(lián)恢復(fù)邦交。函中特別指出“蘇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顯揚(yáng)民治，實吾良友”云云。由于對蘇聯(lián)革命的贊成與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漸逐滑向另類，并對中共的思想與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與之相反，他對中共與蘇聯(lián)皆無好感，公開表示反對。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17]在傅氏的眼里，共與蘇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繩上拴著的兩個螞蚱。對這兩個山林草莽中連蹦加跳的螞蚱，他心生嫉惡，欲加以鏟除滅之而后快。[18]按傅斯年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lián)其后，學(xué)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19]因而一旦共產(chǎn)黨掌權(quán)，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認(rèn)為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一片荒漠等。

陶孟和早年曾對蔣介石本人和國民政府寄予厚望，并與蔣本人有過接觸。按金岳霖晚年的說法，“從他的家庭著想，他是可以當(dāng)蔣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沒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為他住的地方真是講究得很?？傻却撕镁?，他仍然沒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錯了”。又說：“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舊民主主義者，也不是共產(chǎn)黨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會民主，但是也沒有這方面的活動。”[20]